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

长期以来,学界甚少注意盛宣怀在光绪四年办理的河间赈务。实际上,只有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认识河间赈务与盛宣怀同时期洋务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盛宣怀此时的整个实践活动及其内在脉络。这个例子同时表明,要推进盛宣怀研究,不仅应对其以赈灾事务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给予足够重视,而且应根据这类活动蕴含的社会史脉络,为理解盛宣怀增加新的视角。     

贵州省赈务会的成立及其演变概况探析

民国时期,灾荒与战争在贵州大地交相发生,由此给生活在黔中大地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灾祸。在这一背景之下,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贵州成立了省赈务会。赈务会的中心任务就是救济因灾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它属于贵州救济难民的一个官方机构。正因其特殊的官方背景,因此,自其成立之后,既要接受国民政府相关救济机构的指导,同样亦应纳入贵州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此,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国民政府政治的调整与变化,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直至终结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贵州省赈务会演变的历史分析,让我们从赈务的层面认识与了解到民国时期贵州官方赈务组织机构变化发展的基本概况。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

长期以来,学界很少注意到,李鸿章推动下的洋务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历经了一次很大的波折:从前半期的高歌猛进,到后半期的停滞不前。在这一进程中,来自"丁戊奇荒"的冲击,是个十分突出的因素。由于清政府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与赈灾活动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博弈局面。而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格局下,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这一事例表明,关于洋务运动本身,特别是洋务建设的具体进程,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挖掘的丰富内容。此外,虽然军务、洋务和赈务通常分别被归入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但在三者发生复杂互动的情况下,只能从实践出发,抓住以政治属性为中心的认知线索,才能勘定此三者在资源分配上的境遇。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与反思

<正>在国内学术界,晚清史的研究对象为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这段70多年的中国历史,这已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晚清史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学科史角度,对清朝灭亡以来的国内晚清史研究做一比较扼要宏观的回顾,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晚清史学科的独特性,建立一个与断代史清     

洋务派历史撰述散论

洋务思潮是继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潮之后的一股历时三十多年的全国范围的思潮,它涉及社会意识形态许多领域,当时的史学也受到这个的思潮的影响。本文试就洋务派历史撰述作一探讨。一适应“夷务”的外交史编纂鸦片战争改变了“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被迫和外国人打交道,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所谓“夷务”。由是出现了反映这一新事物的外交史料和史书。近代正式记述中外关系的史书,始于夏燮的《中西纪事》。而系统地辑录有关外交史料,是从咸丰帝谕设馆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开头的,从此和纂修实录一事成了定例。接着编纂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总名《筹办夷务始末》。“凡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工折奏,下至外国夷书,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     

晚明复社《留都防乱公揭》事件新议

《留都防乱公揭》(以下简称《公揭》)事件是晚明复社与阉党斗争的重大事件,是复社驱阮运动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影响晚明政治至深至巨;后又成为《桃花扇》的重要关目,甚为治明清史者所关注,被称为研究南明史的基础(邱荣裕:《晚明复社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始末及其影响》,《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7年第15期)。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此一事件的认识仍有较多模糊之处。尤其是     

技术进步与晚清社会变迁

<正>多年来,近代科学知识在晚清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佳作甚多,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可为代表,相对冷门的地质学在华传播,也有专题论述(杨丽娟:《清末地质学的传入》,《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较之抽象深奥的西学,那些新奇的西方技术及其制成品,令更多的中国人包括下层民众大开眼界,触动更直接。当时来华的西方人深知其妙用,为吸引听众招徕信众,在鲁南     

论松筠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兴起

作为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历史与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关键人物在其中的影响。本文以松筠为研究对象,充分论述了他在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奠基人。     

评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

正晚清70年是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开始进行文明的现代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变化之大之剧,使当时人产生了身经"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震撼。与中国文化、学术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国史学也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重大转变,以梁启超"新史学"为标志,中国现代史学轰轰烈烈展开了它的历程。如今,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叙述这一巨变和历程?对此,前辈学者已经做出了多方面探索,可谓成果斐然。刘开军著《晚清史学批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则另辟蹊     

历史认识真理的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沪版《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上刊出的赵吉惠先生《科学主义、教条主义对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影响》一文(下文简称赵文),对历史认识真理的含义作了如下的阐述:“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我们可以说:符合实际的认识便是真理。过去我们一般也把这个真理标准应用于历史认识领域,认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便是历史认识的真理。但是,细致推敲起来,这是有问题的,谁能知道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所谓‘历史实际’,便是历史学家的主体重构,这个‘重构’的历史,是不是原来发生     

新见李鸿章书札十通考释

本文以重庆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李鸿章致周恒祺十通书札为研究对象,在对书札进行整体移录的基础上,略行考释,定其年代,辨正所系人物、事迹。此批书札可真实还原李鸿章、周恒祺双方交往的部分细节,亦能为研究晚清漕务、海防、赈事以及官场生态提供一批新材料。     

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西北史地研究的勃兴便是突出表现之一。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李文田(1834─1895),撰述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朔方备乘札记》等行世,一生著作颇丰,其首先注解《元朝秘史》更受到学林瞩目。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本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丰富和扎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深入、细致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本书以开阔的视野,把义赈活动置于晚清社会变动关系,     

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

<正>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时,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国难、屈辱、沉沦和与之相伴的"近代化"变迁,构成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时至今日,晚清中外关系史的重大事件和演进历程,仍然支撑着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国内史学界,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似乎相对沉寂,除少数专题外,未出现堪称重要的学     

丁宝桢为藏事致沈桂芬函

《致沈经笙中堂》是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札,写于光绪五年（1879）的农历七月七日。是当时的署四川总督丁宝桢,写给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有关洋务和藏务的信札。从这封信所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中,可以了解封建王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史鉴今,或许能对我们今天的少数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

<正>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912年清朝覆灭的七十余年晚清历史,既是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形成诸多历史叙事体系、研究范式或学派。在清史学科,既有以《清史稿》为代表的逊清派或者说清朝遗老派,也有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既有以孟森《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也有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     

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困境与转机

战争是历史感最强的事件,人们往往在战争期间而不是和平年代才会说自己在“亲历历史”。然而战争也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大的游戏。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与薄弱的状态。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影响微弱;也表现为军事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存在着种种欠缺,严重影响了军事史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质与质量提升;更表现为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各个分支发展上的无序性与不平衡性。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军事史研究被学术界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进而制约了历史学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漠视军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规模并不大但却在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首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对军事史研究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本期刊出的几篇笔谈,正是会议学术信息的部分反映。我们的目的,是期望能以此激发人们更为关注军事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地理枢纽与中国古代的战争

战争是历史感最强的事件,人们往往在战争期间而不是和平年代才会说自己在“亲历历史”。然而战争也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大的游戏。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与薄弱的状态。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影响微弱;也表现为军事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存在着种种欠缺,严重影响了军事史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质与质量提升;更表现为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各个分支发展上的无序性与不平衡性。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军事史研究被学术界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进而制约了历史学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漠视军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规模并不大但却在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首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对军事史研究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本期刊出的几篇笔谈,正是会议学术信息的部分反映。我们的目的,是期望能以此激发人们更为关注军事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