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梵关系改善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梵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对抗、对话和接触三个阶段,双方关系的发展一直曲曲折折,但总体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中梵建交存在着两大障碍,一是台湾问题,二是中国主教任命权的归属问题。这两大障碍不能移除,中梵就迟迟不能建交。本文通过梳理中梵交往的历史,分析中梵关系受阻的原因,提出中梵关系改善的三大动因。     

国民政府对南京抗战期间财产损失之调查述评

抗战爆发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其先后历经日机空袭,沦陷初期日军疯狂的烧杀掳掠,以及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南京市公私机关、团体、企业及居民在前后方遭受了惨重的财产损失。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后对此极为重视,先后三次指定及组织相关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进行了具有一定连贯性的调查,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查报资料,为战后对日索赔奠定了基础。由于受到战时环境或社会经济剧变等因素影响,这一调查存在不少缺憾,但通过查报积累下来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七七事变与英国的最初因应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最初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事件,但仍在中国提出外交呼吁前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希望能联合行动,共同劝解中日不要升级冲突。此即英国第一次联美尝试。英、法均认为美国的参与非常关键,但美国却通过赫尔声明表明无意参与调停行动。在英、法劝解下,中国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呼吁,亦是希望美国能发挥作用。国民政府虽然表明了和平的诚意,但日本意在夺取华北,而这触碰了国民政府的底线,中日冲突不可避免。英国为了化解即将爆发的战争,再一次作出了联美尝试,而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历史省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至60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西方科技的进步对天主教会及天主教神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宗教逐渐失去已往对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人们越来越不接受宗教思想的控制，其影响力不如从前。在此背景下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通过了四个宪章、九个法令、三个宣言及一篇告世界书等重要文献，表现了天主教与当代世界及当代人交流思想的渴望。革新和对话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所在。革新内容包括神学革新、教会自身改革、礼仪改革、教皇形象改变等等。梵二会议对世界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天主教现代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2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参战,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一条约最终未能订立,但有关交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结束。本文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重在分析国民政府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关于互助条约交涉,则着重梳理其过程,并分析其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两个条约交涉的不同结局,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异同所决定的。     

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

“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 ,但欧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并未欢欣鼓舞 ,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苏德的突然妥协出乎中国意料 ,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应对 ,并力图因势利导。已处于权力高峰的蒋介石 ,其对德宣战的主张和发表表态性宣言的设想 ,竟受阻于下属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内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从战略角度看 ,欧战对中国有利 ,但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 ,中苏关系日渐疏远 ,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之政治主张探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赖国联,对此冯玉祥始终坚决反对.究其原因,一是基于他对国联的深刻认知,二是源于他坚定的民族气节,三是出于他个人企图东山再起的考虑.总体上观察,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不足.     

学校易名念先贤 身世浮沉志不移——怀念老校长王伯群先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学校内迁。大夏大学原设立在上海梵皇渡（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王伯群,系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学校内迁时,他即决定将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并开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及师范专修科。     

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调整中的外汇政策和措施仍得以在上海执行。政府银行运用自有外汇、英美政府资金和相关银行先后介入．维持上海汇市。大部分外商银行是官方牌价外汇的争购者和暗市的主角,其市场行为在中美英政府联手推行外汇管理后有所约束。普通华商行庄未能在维持外汇市场方面发挥主动性作用,但以银钱业同业公会为代表的L海金融业仍奉西迂内地的国民政府为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的有关监管政策和措施大体上仍能令行禁止,这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外汇市场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日伪金融势力则始终是维持上海外汇市场的破坏力量。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的筹建

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收留上海内撤的公私立大学学生而筹建的一所高校。由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兼任东南联大筹委会主任,先设校于浙江金华,第二次浙赣战争爆发后迁址福建建阳。浙赣战争爆发导致上海高校师生内迁交通阻断,1943年6月,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东南联大虽未筹建成功,但在我国抗战时期高教史上仍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徐图自保：阎锡山与长城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到全面抗战前,中国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抗日本侵略的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前后动员20多万军队参战,其中既有国民政府中央军,也有华北地方实力派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原大战失势的阎锡山趁机重掌晋政,成为华北地区除东北军以外最大的实力派。此时抗日战事又起,华北成为反抗侵略的最前线,阎锡山虽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出兵抗日,但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究其缘由,随着日军侵略深入华北,坐镇晋绥的阎锡山已感受到危机。在其看来,捐弃前嫌与国民政府中央合作抗日已成为必然选择。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淞沪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 ——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中法建交始末

1964年1月27日,我国政府与法国政府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首次采取了在内部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先宣布建交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为中国迎来与世界各国第二次建交高潮打开了突破口。法国的需求法国提出与中国建交是从法国在对外事务中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法国作为西方盟国的重要成员,追随美国,坚决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虽然50年代法国曾提出过同中国建交,但由于中法之间在建交问题上存在着两大障碍,使中法未能正式建交。这两大障碍: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二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反对法国的     

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国民政府与企业主

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明显呈现出政府与企业主之间的博弈。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双方博弈表现出不同的态势,从而直接影响了各阶段民营工厂内迁的成效。     

在变局中寻求突围:假道越南运输问题与中国对法博弈(1937—1940)

七七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的战略封锁,中国积极寻求"突围",在假道越南运输问题上对法国展开艰难的博弈。由于日本侵占海南岛,法属印支遭受威胁。国民政府以此为契机,采取包括推动中法远东军事合作这一"迂回"方式在内的多种策略,力求彻底解决假道越南运输问题。苏德缔约及欧战爆发后,中国对法博弈的国际环境恶化,国民政府将目标逐渐转为确保中越国际交通线的"有限"畅通,更注重借助美国来影响法国,利用法国战时对战略矿产的需求与之讨价还价,并尽量抢运存越物资。法国败降后,国民政府筹划单独入越作战,为保障中越国际交通线安全做最后尝试,但无果而终。日军进驻越南,截断中越国际交通线,中国在假道越南运输问题上的对法博弈亦告终结。     

“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1949—1954)

印度尼西亚是第一个未经谈判而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关系从建交到实现正常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中国与印尼建交前夕,台湾当局曾尝试与印尼"建交",但印尼政府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决定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中国与印尼建交后,受国内政治环境和美国反共战略的双重影响,印尼政府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拖延派遣驻华大使,并屡次做出有损双方友好关系的举动,导致中国与印尼关系陷入"建而不交"的特殊状态。1953—1954年,印尼对华政策进行调整,两国实现互派大使,外交关系才得以走上正轨。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

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石源华国民政府对流亡在中国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始终是支持的,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具体支持方式和政策有所变化。抗战八年间,随着中国战局的变动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援朝政策的重点、内容及其取得的结果,大致上经...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