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堤谒者与汉代黄河国家治理体制的构建

汉代针对河患设立河堤谒者,开创了国家对黄河的切实有效管理。我国水利职官的设置由来已久,河堤谒者的出现表明水政管理的专门化和具体化。文章通过分析河堤谒者的组织构成、职能分工、机构运转、功能成效,可见黄河国家治理体制已开始建立,反映了汉代水官体系的调整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能力和治河效能,并对王景治河后黄河“八百年安流”局面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也对后世河政产生深远影响。     

铜瓦厢决口后黄河下游河道沿岸区域地形与河湖环境(1855-1911)

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北徙,给下游沿岸区域地形与河湖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山东运河以西的平原地带距离决口处较近,泥沙淤积较多,地形抬高幅度明显,黄河在此区内漫流,扰乱了原有水系。汶、泗二河下游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顶托,亦出现排水困难的局面,东平湖的形成与扩大即区内积水不断增多的结果。鲁中丘陵西侧平原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阻挡或黄水倒灌影响,长清至齐东各县境内的入黄河流均难以宣泄,直接促成新清河的开辟。徒马平原地带,受黄河决口改道影响,靠近黄河的徒骇河诸多支流被淤没,徒骇河则被黄水冲宽刷深,1907年黄河利津决口后,其尾闾河段亦被淤没。     

黄河治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与数字化保护

黄河治理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人与水的相争相生是黄河文化遗产区别于其他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黄河治理文化遗产所蕴藏的多重价值对于讲好“黄河故事”、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能够将较为抽象的治水原理与治水现象进行生动结合,全面展现黄河治理的真实情境与内在规律,促进黄河文化传播。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从黄河治理数字档案库建设、治河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体系建构、治河文化遗产的动态还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探索黄河治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策略,积极推动黄河治理文化数字资源与文旅产业、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黄河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段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几任河臣均把治河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江南黄河、豫东（河南、山东）黄河的分治。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间,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的嵇曾筠在河南推行以开挖引...     

数字人文视域下东汉至唐黄河安流问题研究述评及展望

自1962年谭其骧发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以来,学界就东汉至唐黄河安流及其相关问题展开很多讨论。基于数字人文视角,采用“远读”与“细读”研究方法对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厘清其文献特征、研究热点与主题脉络。结果显示：研究在2000年前后关注度较高,且整体呈现跨学科研究趋势;研究热点聚焦于黄河灾害史、黄河水利史与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3项学术主题,并对应探讨了黄河安流的界定标准、王景治河工程及其意义、黄河安流的影响因素等核心内容。针对这些既集综合性又具复杂性的研究问题,目前研究结论尚存在不确定性,今后研究须在史料数字化整合与处理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视角、方法与技术手段,进一步揭示黄河流域人水互动系统多尺度时空演化过程、机制和规律。     

王景治河“十里立一水门”新解

对王景治河"十里立一水门"的解读离不开对"更相洄注"的解释。通过与前后时代水利史料的对比分析,认为"更相洄注"指的是地表水体的互补关系。对比黄河与汴渠水文状况,可以判断王景治河之水门乃施工于黄河而非汴渠之上。水门是分水口而非堰埭,王景利用水门与堰埭相互配合达成分洪之效。王景对贾让治河三策的中策有所借鉴,实践了贾让多张水门开渠分洪,以及引黄河水淤灌河北土地的构想。这一工程措施一直沿用到北魏,相关的水利经验甚至传承至宋代仍得到应用。     

明《黄河图说》碑试解

西安碑林内,陈列着一通明代记载黄河的碑石,高1.76、宽0.975、厚约0.19米。碑首呈半圆形,内刻长方形额,篆书"黄河图说"四字。碑身刻黄河流经今河南、山东、安徽一带的地图,其方位与今地图同。图左上角空处有长方形界格,内刻一段文字,题为"国朝黄河凡五入运",共十五行,行三十二字。右上角空处长方形界格,内刻一段文字,题为"古今治河要略",共四十一行,行五十一字。右下角长方形界格内文字,题为"治河肊见",共二十九行,行四十字(图五)。根据右下角"治河肊见"末题款:"嘉靖乙     

胸藏大河逐波忙——记“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徐福龄

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一位老人,从１９３５年踏入治黄事业的大门起,就不曾再离开黄河,他把一生奉献给黄河,在防洪规划、防洪措施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许多重要的治河良策,为人民的治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黄河的风风雨雨,炼就了他铁板样的身躯,８７年的人生经历更使他的人生信念得到升华。他至今仍然精神矍铄,步履轻盈,活跃在治黄战线上。在重要的治黄会议上,在黄河岸边,在记者采访的话筒前……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著名的治黄专家徐福龄。献身治河终无悔１９３５年,２２岁的徐福龄从河南省立水利专科学校毕业,分配…     

论历史地图的使用

一、空间性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地理环境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条件,但是一个重要条件,它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可以促进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过程,影响历史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如“古代汉族经济文化的根据地是黄河流域,黄河下游即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地方,经常有发生洪水的危险,齐桓公葵丘之会,为诸侯起五禁,其第五禁“无曲防”,就是禁各国专水利害鄰国,东汉明帝永平13年(公元70年)治河诏里说:“左隄(北岸)强则右隄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下游地方)”这两句话最足以说明黄河必须进行统一管理,否则就无法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战国时白圭自称治水比禹还强,孟子斥责他说:“禹按照水性治水,以四海为壑,你治水以鄰国为壑,正是人们的共同灾害”,在割据局面未曾消灭的时候,名国自然要实行白圭的治水法,汉族一向有禹治水的神话,正反映着统一治河的共同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因素。”(注一)可见黄河这一地理环境对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江苏淮安顺黄坝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顺黄坝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范围内,沿古黄河南岸而建,迫使黄河水沿堤坝向东北入淮河尾闾进入东海,使其远离运河河口,从而保证漕运的畅通和安全。从2008年开始的几次发掘揭示出埽工、石工、木桩及草绳等不同种类的遗迹,这些遗迹为我们研究顺黄坝的构筑方式、水工技术、明清时期黄河在清口地区的变迁,以及黄河与淮河、运河和洪泽湖水系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

明清时期漕运受黄河夺淮影响,先后有“借黄行运”“避黄行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尤其潘季驯治河之后,大筑堤防,将黄河河道固定在归德—徐州—淮安一线,采用“束水攻沙”之法,导致黄河河床不断升高,原进入泗水的沂、沭、濉诸河流出路受阻,致使水系紊乱,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产生了剧烈变化。受黄河泛滥及汛期影响,鲁南、豫东、苏皖北部的耕作制度在黄河泛淮期间出现了“逆变”,即稻作农业变为以麦、豆为主的旱地农业。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康熙《黄河图》考说

<正>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船越昭生先生在1986年第4期《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考释了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的《黄河图》。《黄河图》以抽象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1855年以前黄河夺淮入海时期从渭河口以下直至海口的河道及治河水利设施、山川、城镇、寺观和古迹名胜,有很高     

水治则国治——皮大卫《黄河:近现代中国的水问题》评介

治河在中国经世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河治则国治。至20世纪,黄河被赋予了"中国之觞"与"中华文明母亲"的双重文化意义。及至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中共延伸黄河及其流域的象征意义,将其与农民和革命精神联系起来。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众多国内外水利专家的关注也使得黄河问题国际化。其中,从欧美传来的"河流综合治理"理念至为重要,其将河流视为国家富源。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全球"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中国的政治和技术精英致力于综合开发河流资源,以此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贾鲁治河

黄河自金代夺淮入海后 ,成为整个元代黄河下游的其本流势 ,河患频繁。元统治者建都大都 (今北京 ) ,政治中心远离黄河流域 ,对河患长时期持消极态度。直到白茅决口威胁到国家经济动脉大运河的安全时 ,才不得不对河患采取较大规模的整治活动 ,委任贾鲁治河。贾鲁 ,河东高平县 (今山西高平 )人。元顺帝至正十一年 (公元 135 1年 ) ,贾鲁奉诏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 ,进秩二品 ,授以银印 ,带领 2 0万军民 ,治河堵决。使河复故道 ,汇淮入海。功成后被破格提升为荣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贾鲁治河是我国治黄史上一次著名工役 ,对后世治黄影响极大…     

明后期治河官员的设置及职权——以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为中心

历史时期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是有名的＂害河＂。明后期,淮河以一河受黄河全河之水,又因徐州以南的漕运借黄河河道,因而黄河下游河道的安稳与否时刻关系到漕运的安危,关系到明统治者的经济命脉,故此,统治者于中央设置了专门治理黄河的官员,于地方也相应设置了治河官员,希望以此来保障漕运的畅通。     

河南黄河水患研究综述

有关河南黄河水患的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与论文集十余部。现就主要论文加以评述。对于专著与论文集不作详细介绍,仅就所见,列举书名,供学者参考。出版的专著与论文集有《黄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五十年黄河话沧桑》(2)、《历代治河方略述要》(3)、《明代黄河水患发生的非自然原因及其对区域地理环境变迁的影响》(4)、《明代黄河中游地区的屯垦活动与中下游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5)、《北宋仁宗时期黄河水患应对措施研究》(6)、《论靳辅对河道管理机构的革新》(7)、《试论清朝初期的黄河治理》(8)、《对宋代黄河水灾原因的分析》(9)、《黄泛区农民思想观念的近代嬗变——以1938~1952年间的扶沟、西华县乡村为中心》(10)、《明代中后期归德府水患治理研究》(11)、《靳辅治河研究》(12)、《清代河南黄河水患中的民间自救》(13)、《明清时期郑州水患及其治理》(14)、《北宋黄河埽所研究》(15)、《北宋黄河中下游治理若干问题研究》(16)《北宋时期汴河的历史作用及其治理》(17)、《论金代河患》(18)、《张鹏翮治河思想与实践研究》(19)。从上述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自二十世纪以来,水利史角度的治理问题研究较长时期地处于主导地位,据此,我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一、黄河水灾及其影响研究,即水灾的灾情、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二、黄河治理问题研究,包括治河体制及具体的治河人物、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尽管这样的划分难免会有所遗漏,但本文主要着眼于总体把握。下面就按照前述划分对现有研究成果作一评述。     

清代黄淮运志桩联动体系的时空过程及其驱动力分析

清代的黄淮运志桩联动体系是为了保证漕运顺利，志桩遍布豫皖苏鲁四省。明代首先在黄河中游设立志桩，清代为治理清口而先在下游徐州、清口设桩，然后依次在淮河中上游、黄河中游、淮河下游设立，最后特别重视运河的水志系统。志桩设立的时空过程与人们对特定环境与社会条件下的实践及认识深化、政策选择、黄淮运和洪泽湖环境变化密切相关。黄淮志桩向下游报送水情，运河志桩指示河湖水位作为蓄泄水量参考。黄河上的志桩还有中途分水、利用泥沙淤灌沃土的作用。黄淮运志桩体系的设立及其实践，是古代世界大范围、长时段内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典范。     

《河防刍议》作者崔维雅里籍考辨

有清一代,黄河之患频仍.因而以治河失误降职者甚多,而治河有方得以升迁者则寥寥.崔维雅即其中之一.其治河经验及主张见于所著<河防刍议>一书.维雅,顺治三年(1646)举人,初任仪封知县.升淮安府同知,调开封府南河同知,授宁波府知府.再迁管河道检事,康熙十一年(1672)迁江南按察使,十八年迁湖南布政使,二十一年授广西布政使,二十三年召入京,任大理寺卿.但其里籍则各说不一.     

江苏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顺黄坝的发掘与研究

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顺黄坝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点,其沿古黄河南岸而建,使黄河水沿堤坝向东北入淮河尾闾进入东海,远离运河河口,从而保证了漕运的畅通和安全。整个遗址体系里,分布着古河道、古堤坝、古涵闸、古寺庙等遗迹,其复杂的水系关系、庞大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水利史上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2008年以来的几次发掘揭示出埽工、石工、木桩及草绳等不同种类的遗迹现象。这些遗迹为我们研究顺黄坝的构筑方式、水工技术、明清时期黄河在清口地区的变迁以及黄河与淮河、运河和洪泽湖等水系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