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一向对苏恭顺的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利用以收回新疆主权,避免了分离祖国的危险倾向,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另一方面由于中苏之间隔阂益深,福兮祸之所伏,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了。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     

贺耀组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

1939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中苏分裂与1960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

本文旨在讨论日本对1960年代中苏分裂带来的冷战政治转型的反应,揭示日本两派政治家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政治家认为,中苏关系将会分裂,并预感到中国将加入西方阵营对抗苏联。而"反吉田派"政治家则认为,中苏关系是稳固的,并重视日本同苏联的关系。虽然两派都影响了1960—1972年间的日本对华和对苏外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有首相都来自"保守主流派",因此,"亲华反苏"的路线在此时期的日本外交中相对更为重要。虽然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这一时期的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影响甚微,但是田中角荣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

对1936—1937年间的蒋介石而言,如何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及其中"抗日"与"防共"这一组复合性的课题,是一个两难抉择。基于"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的根本认识,他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以促使日苏两大强邻相互牵制为目标,故一边为合作抗日而推进与苏联、中共的谈判,一边则在对日外交上以日方最重视的防共问题为筹码,谋求缓和中日关系。西安事变后,蒋虽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趋坚定,但在联苏问题上依然处在纠结之中。最后,在日苏两国对华姿态日趋相反的客观形势下,蒋才为以缓制急而被迫发动对日抗战。在研究蒋介石的这一心路历程时,必须重视其中的多元性、变动性与反复性。     

孙科与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

孙科与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王军抗战初期,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以其特殊的身分、地位,两度出访苏联,在争取苏联援助、促进中苏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本文试就孙科在抗战初期发展中苏关系时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一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     

日本对德结盟述论

尽管日本的对德结盟政策实施于20世纪30、40年代,但日本的对德结盟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日德同盟的建立经历了准同盟时期和同盟时期。在日德同盟构建前后,从结盟的角度来看,日本存在着另一种结盟构想:利用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缔结日苏同盟,从而进一步缔结更大的日德意苏四国同盟。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本文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介绍他担任驻苏大使期间的重要外交活动。这无论是对蒋廷黻个人生平研究,还是对中苏关系史研究,也许都是有益的。     

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

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西村成雄在１９４５年东亚的国际关系中，居重要角色的国家有日本、中国、美国和苏联四个国家。无庸置疑，这其中还包括日本“傀儡政权”与英法两国所带来之影响。但在中国政治空间方面，应...     

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

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变。该事变不仅导致日本国内的惶恐,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格外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本国内政,且影响远东局势与世界和平秩序。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视其为危机与机遇并存,不断研究如何利用日本内部及日、苏间的矛盾为中国争得有利形势等问题。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对日、对苏的态度,未取得任何一方之信任;另一方面,由于苏、日各自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国家利益之考量,致使蒋介石对日苏战争的空前期待成为泡影,其"联苏制日"、与日结盟抑或中立的企图均告落空。     

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

初期关系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抗战前的中苏关系微妙。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苏联旗帜鲜明地声援中国抗战。7月13日《真理报》发表文章,1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愿意援华,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苏关系。8月2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无疑是苏联对中国的重大道义支持。签约后,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实业考察团”名义赴莫斯科谈判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问题;1938年2月,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苏,请求苏联援华。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愿始终相助”。2月7日,中苏签订《军事航空协定…     

美国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反应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使双方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美国方面对中苏冲突的反应是一个从倾向于中国“好战”和“挑衅”到看清苏联意图的认识过程。美国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其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尼克松政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中苏边界冲突造成的中苏关系空前紧张的形势,使尼克松、基辛格感到美国有可能在处理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处于优越地位。所以,中苏冲突客观上是促进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政策的催化剂。     

抗战时国民政府与前苏联关系中的三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苏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在抗战时期,前苏联和旧中国的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苏联出于其对外战略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转弯”的政策。三件大事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变化。第一个事件,抗战初期苏联积极军事援助中国抗日。经过多年的反复与曲折以后,冷而未断的中苏两国关系,到抗战前夕,出现了转机。在面临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为了寻求外援,决定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方针。苏联也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野心,担心日本在侵华后北攻苏联,或者中国一旦…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兼析《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2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参战,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一条约最终未能订立,但有关交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结束。本文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重在分析国民政府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关于互助条约交涉,则着重梳理其过程,并分析其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两个条约交涉的不同结局,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异同所决定的。     

抗战初期中苏在苏联参战问题上的分歧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曾屡次要求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却一再遭到苏联方面的拒绝。本文拟就这一分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略作论述,以深化对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     

从武装入侵到同苏建交—1917～1925年的日本对苏政策

从武装入侵到同苏建交—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年的日本对苏政策西北大学李凡日苏两国关系,是以日本武装入侵苏俄远东领土拉开序幕的。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没有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而被迫撤出干涉军,同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对苏政策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如此转变,曾...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之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之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因应苏德条约的挫折及教训对后来的蒋介石外交具有重大影响。本研究还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如蒋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也不能独断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