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 ,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 ;在单指性意义上 ,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 ,以至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 ,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 ,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     

略论“新满洲”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1635年),我国东北境内的女真人融合其他民族成份而形成满洲族,即今天的满族。纵阅清代之史籍,满洲又有“旧满洲”与“新满洲”之别。按《吉林外记》:“满洲有佛、伊彻之分。国语旧曰‘佛’,新曰‘伊彻’”。故“旧满洲”与“新满洲”又有“佛满洲”与“伊彻满洲”之称。那么,何谓“旧满洲”?“新满洲”又是指哪些部落和民族而言呢?这一问题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更没有完全弄清楚。 我们首先简略谈谈“旧满洲”或“佛满洲”。 治满族史或清史的学者往往都认为:“国朝定鼎(指1644年清取代明中央政权)前编入旗     

清末社会的裂变与各阶层分析--兼论清王朝的覆亡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迅速加剧。在这十年中 ,随着新政的开展 ,产生了新知识分子、从旧绅士阶层分化出来的新绅士以及从统治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军事利益集团。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 ,士农工商的旧格局不复存在。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里 ,每一个阶层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要求。新绅士希望参与政权 ;地方督抚希望保持甚至扩大已经获得的权力 ;商人阶层在政治上紧随新绅士 ,对清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 ;新知识分子公开反满 ;而下层民众则反对新政进而反对清政府。清政府适应不了或无力驾驭这一变化了的社会 ,只好退出历史舞台     

民国时期拉萨的贵族府邸

晚清到民国期间,拉萨是西藏地区的权力中心,是西藏地方政府各类机构的所在地,因而大量世俗贵族家族不但在其领地建有庄园,同时在拉萨也拥有各自的府邸。那些在各自领地建立的建筑群通常称为“羚卡”（庄园）,而在拉萨的府邸则被称为“森厦”。     

袁世凯与民初“党争”

从表面观之,民初党争运动发生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居于幕后操纵的却是袁世凯。民初党争,与其说是西式的“政党政治”,不如说是中式的“派系政治”。在中国,最高权力一直掌握在君主手中,无论是西式的三权,中式的中央与地方,都是在下面分,最高权力则不能分。辛亥革命后,虽然没有了君主制,如何集权则是袁世凯面临的主要问题。袁的“不党主义”,及其他凌驾于党争之上的举措,似乎均与此有关。进言之,袁之后的中国最高统治者都面临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西式民主、选举、分权、权力制衡,另一方面是对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的“路径依赖”。     

殖民强权的“例外之地”和“绝对责任”制度在晚清中国的形成

外国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推行了一种“绝对责任”制度,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在“排外”争端中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赔偿并严惩涉事中国人和案发地区的官员,而并非照国际法惯例或中外法规来判定中方人员是否应被如此惩处。这种政策和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实施军事管制法和现代国家实施“紧急权力法”等现象在法理和政治哲学上有紧密联系,其理论核心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例外之地”。列强最终借1901年《辛丑条约》将这种政策变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本文通过考察这个此前极少被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及其历史成因和国际背景,来剖析相关的霸权政治和殖民实践的运作逻辑。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

19世纪中期以来,在剧烈的中西碰撞影响下,晚清学人关于史书编纂体例的认识有了新变化:甲午战前,重新使用国别体撰写外国史;至20世纪初,当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世界史编纂方法经明治日本输入后,晚清学人对西方“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和明治日本“东洋史、西洋史”的“二元”叙事,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深刻影响着对“他者”、“自我”的认识和定位。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论晚清湘绅对外患的抵制与湖南经济近代化

在内外条件的刺激下,晚清湘绅对西方新事物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经历了由盲目排斥到以创办实业为主进行抵制的变化过程。在创办和发展实业的过程中,一些绅士的态度是矛盾的。但总体上说,促进了湖南经济的近代化。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罗志田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演化之内在理路看,民国初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经学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而史学从边缘移往中心（详另文）。陈寅恪论民初史学转盛之原因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     

开辟满族史研究的新视野——读(美)路康乐著《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美国学者路康乐所著<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一书,运用"民族-社会"的视角,着重分析了清末民初政治变革背景下,满与汉、君与臣、维新派与保守派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等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博弈,以及满人社会生活及满汉关系的演变,从而开辟了满族史研究的新视野.该成果有助于推进满族史的研究,并深化学界对清末民初民族关系与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互动作用的认识.     

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

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及读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以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是本文的中心论旨。一方面试图说明报刊经历晚清的发展到民国时期有什么新的变化,但这里所说的变化,主要不是指量的变化,而是指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这样的研究以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有怎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尤其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与报刊的关联,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的新的特性。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民初读书人也不例外。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或者可以更好说明民初的思想环境对读书人的塑造,也有助于对民初"思想界"更好的把握。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都建平”瓦砚钩沉——附“都司空”板瓦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都建平”瓦砚,砚盖上刻有“百二长生馆珍藏”,系晚清官员吴大澂旧藏,经考证为吴氏在任职陕甘学政期间所得,后由方若递藏,再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由“都建平”考证都司空负责诏狱,及编制指挥囚徒从事板瓦制作和城墙修筑等工作。     

试谈“篇”与“编”的字义及志书第一层次称谓

笔者自从1984年投入地方志编纂工作以来,几乎经常和“篇”、“编”二字相接触、打交道。从最初拟定志书的篇目、探讨志书的编章结构,到后来的编志、读志,特别是在读志过程中,不时发现一些新编志书在第一层次（亦称门类）的称谓上不尽相同,既有称“篇”的,也有称“编”的,还有称“卷”的。总起来看,称“篇”或“编”者居多,称“卷”者相对较少。在开始遇到这些情况时,对“篇”、“编”二     

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

中国学术的南北派分,由来已久。民初整理国故运动蔚为风潮,南北学人输入西学时,往往以西方学术分科格义中国学术,近代新学术由此建立。清季民初,复兴蜀学成为川省学人的群体诉求,各派学人以汉宋、今古、经史的不同立场,所建构蜀学系谱因时而异,各有侧重。“好今文家言者”多主张晚近学术当以“东西”代“南北”,以今文学之“理论”整合古文学的“事实”。宋育仁、蒙文通、刘成断等学人批评整理国故运动妄立科目,任意比附,认为复兴蜀学才是学术正途。纵观清季民初“蜀学”的渊源流变,及其与江浙学界的分合,可在科学史观与分科治学之外,探索近代学术转型的新路径,此种尝试或是时下理清中西学术纠结、建立中国学术本位的有效途径。     

晚清中国教习在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薪酬

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绅士收入、晚清外国教习待遇和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多有探讨,但对于晚清中国教习在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内的薪酬状况尚无深入研究。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在内忧外患中以洋务运动为契机而产生,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宣统年间,京师与各省专门以上学堂共有教习千余名。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教习,处于传统绅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嬗变之中,其薪酬受国际化进程和中国传统的双重影响。从中国教习薪酬的高低和变化可以透视新旧文化资本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价值的变迁。中国人获得比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