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再探讨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国民政府选择田赋改征实物,是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环境中解决财政经济粮食困境的必然选择;从机构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粮食供应的相对畅通性等方面观察.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它以及相关的征购征借,成为抗战中后期国...     

战时军粮谁承担?——以国统区叶集军粮案为中心的探讨

军粮在战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42年初的叶集军粮案,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国民政府的军粮征购如何在乡镇层级落地。考察叶集军粮案的意义,在于从个案入手,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粮征购之经纬。更为重要的是,叶集军粮案给我们以深入历史细节的认知机会。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叶集军粮的主要承担者,还是镇上有资本、有土地的商家。这一案件提醒我们:国民政府向富裕大户征粮的初衷或遭到抵制与转嫁,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或有偏差,但军粮征购欲收持久、稳定之成效,需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方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行政院经济会议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记录较为完整,但为学界利用不多。这里选辑刊出一部分,内容以有关机关报告、讨论战时军粮征购、物价平抑等事项为主,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粮物工价飞涨以及重庆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力保军粮、稳定市场以利抗战的情况。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库券制度之研究

粮食库券制度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因征购粮食所付货币太多引起通货膨胀而发,是和征购征借制度相配套的产物。它由财政部与粮食部联合发行,一般是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征借则全部支付粮食库券,以每年田赋征实的实物作抵押,两年或五年后开始返还,分五年平均偿还。粮食库券的发行,使政府把握了大量粮源,对于供应军糈民食,控制粮食市场,稳定法币价值,挹注财政,作用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粮食库券返还问题上的违规操作,又将其推向了人民的反面,可谓自掘坟墓。     

南京国民政府规划及勘定中央政治区域案相关文件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为顾问,吕彦直等人为助手,于1929年底编制成《首都计划》,奠定了抗战前南京城市规划发展的基础。该计划按照现代城市功能,将南京城分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住宅区等六大功能区,其中有关中央政治区的设想几经修正。1935年中央政治区规划建设工作启动,但实施不久即因抗战炮火而中途夭折。此组文件部分反映了中央政治区建设的规划与变动状况以及界址勘定、征购土地等情况。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对“密报物资”的接收与处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着手接收原敌伪统治区的资产,除了敌伪移交清册中的物资外,以“敌伪人员让渡、转移、藏匿他处的各种物资”为主的“密报物资”也是接收不可忽视的部分。湖北省“密报物资”的接收与处置由第六战区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以及湖北省政府先后负责,包括接收保管、调查审核、估价标售以及发放密报奖金等事项。湖北省意图利用“密报物资”变价款拨充教育经费,推动战后重建工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密报物资”变价款实际所得不仅低于预算,而且在使用中又因政府挪借他用、工作人员贪污、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了部分流失,对复兴战后湖北省教育事业的作用极其有限。     

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的“大劫收”

名目繁多的接收机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迅速派出了接收大员驰往沦陷区各地进行接收。由何应钦指挥督导。其分工是：日伪的行政管理机构．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经济事业和企业,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并立即恢复生产经营;银行、金融部门,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接收清理。     

山西田赋征实小议

以实物形式征收地税即为田赋征实,民国此举始于抗战时的山西。 自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部队移至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而部队驻屯,地方粮糈供应渐趋紧张,以致粮价腾涨,部队开支激增。有鉴于此,1939年阎锡山下令“停止平价购粮,实行田赋改征食粮,供给军食”,继而闽、浙两省效行此法,至1940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本年秋收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规定“以征购与实谷征田赋两者并行”,实行征购、田赋征实的双轨制,随后蒋介石签令:“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并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实施办法。翌年3月国民党五     

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

抗战时期,落后的交通现状与抗战对运输需求的矛盾突出。国民政府为摆脱交通面临的困境,实施"战时驿运"制度。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设立中央驿运干线与地方支线,充分运用民间运力,担负军公商运输。战时西北驿运由此发轫,有力地弥补了近代西北现代交通运输能力的不足,为及时补给前方军公物资和调剂后方民用必需品做出重要贡献。但实行过程中,驿运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征雇运力困难、经费捉襟见肘以及运价、力价与物价背离等问题,各驿运机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驿运的效能。对战时西北驿运的研究,可窥探在抗战的特定环境中传统与现代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相互补充与调适,以及政府与民众在驿运运行机制中的行为选择,认识到传统运输力量在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试论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对军事物资补给的贡献

论文根据"南侨机工"历史档案资料和20世纪30年代南洋报章等资料,考察抗日战争时期南侨机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军事运输活动,包括南侨机工的返国过程和运输环境、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对南侨机工的管理与安排,以及南侨机工在西南地区的军事物资运输情况。通过对南侨机工在中国运输活动的研究显示,南侨机工在中国抗战期间,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物资运输的主要承运者,承担了滇缅公路畅通时期最为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南侨机工不仅将国外援华军事物资接转至云南滇西一带,而且还承担军事物资运至前线的任务。正是因为南洋机工的努力及高效的运输确保了中国战场所需的军事物资及时得到补给,从而使相持阶段的战争得以持续。南侨机工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读《四联总处史料》

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读《四联总处史料》魏宏运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大致可以分为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１９４９三个时期。在国民政府交换频仍、纷繁杂存的经济行政机构中,有一个几乎与后两个时期共始终的,对国民政府的经...     

抗战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

西南运输总处(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是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为了加强战时军事物资运输而设立的军运机构。 这篇材料是陶子厚(西南运输总处人事科科员,后为交通部公路总局视察)于1943年2月将其“平日搜集许多资料择要而成”的原稿,它记述了该机构自1937年10月成立至1941年10月改组时止的整个活动过程,对我们今天研究抗战史,特别是研究西南战时运输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作者作为当事人之一，材料以是在事隔仅一年多时间内写成，因此较之一般回忆录更具晚料价值。现特刊布如后，以供参考。     

抗战时期浙江地方银行办理物资抢购事宜史料一组

出于战时对敌经济斗争和平抑物价的需要,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42年4月下令接近战区各省地方银行参与抢购沦陷区及接近沦陷区物资。粤闽冀浙皖等省地方银行纷纷采取行动加以实施,1943年货运局成立后,更与有关贸易公司联手抢购物资。今特从馆藏财政部档案中选辑出一组浙江地方银行办理物资抢购事宜的史料,借此冰山一角反映当时各省地方银行在财政部督导下配合政府进行经济战的概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交通立法与交通管理

抗战时期,为保证大后方交通建设的顺利进行,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和畅通,国民政府制定了大量交通法规,涉及到交通人事、业务、工务和财务方面,也包含了国民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具体管理内容,这些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交通法规体系。大量交通法规的颁布,体现了国民政府在交通管理上的一些特点,包括实行交通统制、军需优先、提倡节约和地方协作等特点,但由于在实际的交通管理中存在交通机构变动频繁、运价过低、管理人员腐败和执法不严等问题,国民政府颁布的交通法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游击队述论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经济作战的作用日益突出,日寇封锁我国沿海交通,加紧了对国统区的经济封锁。主要活动于1940年3月——1941年11月期间的国民政府战区经济游击队,对敌施行全面的反经济封锁,牵制并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物资基础,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国民政府的经济游击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国民政府主计处揭秘

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下设三个处: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其中主计处由主计筹备处改编成立,为国民政府直属主管财政机构,执掌国民政府及下属部院的财务预算、统计、审计事项,是个实权部门。主计处办公地点位于原国民政府西部。近期,总统府景区扩建后,主计处原址辟为"江苏禁毒展览馆"对外开放。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复原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华物资在收复区进行了紧急救济与复原。它在难民的救济与安置、工农业生产的复原与经济的复兴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这些成果也随之散失在内战战火中。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淞沪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蒋介石、宋子文、俞飞鹏等为滇缅公路相关事宜往来函电

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为大幅增加滇缅路运量,用以提高美方贷借物资的运输效率,国民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并亲自过问该路相关事宜。本组史料也反映了宋子文、孔祥熙、俞飞鹏等人在聘请外国顾问问题上的微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