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

北宋后期,官府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这一治水策略在南宋到元代继续被沿用,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后,太湖以东形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南宋至元代官方的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果。随着不同时期水利开发重心的转移,太湖地区水利学说的重点也随之变化。     

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

两汉时期,随着河西屯田事业的发展,不仅由官府组织修建了一系列水利灌溉工程,而且还有民间开挖的灌溉渠道。河西的水利工程规模较大,并已形成分布有序的灌溉网络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内地一样,河西各地也设有“都水官”和“河渠卒”,但他们在受中央大司农和地方郡县管理的同时,还与当地的军事防御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还受到郡都尉的节制。     

宋代的“公债”

宋代普遍实行官府向民间借贷的“公债”制度,包括朝廷的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府,以地方官府的例子最多。所借包括钱和粮食、绢等物品。借贷的方式,多属强制性的。史料中未见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期限的记载,只有偿还的诏令和许愿,以及偿还的方式、名目。“公债”几乎全是因为军费,是筹措军费、缓解财政压力的常用手段,而且带有浓郁的专制色彩。然而并无一定之规,制度化程度较低,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官方借贷于民间出于迫不得已,弊端百出,彰显了官方的财政虚弱和巧取豪夺,揭示了宋朝财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社会史视野中的“俗例”——以江南“抢亲”为例

“俗例”是习惯法的民间一地方性表达。作为婚约俗例的一部分，“抢亲”现象发生和存在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区域人文环境之中。在社会史视野中，有着清晰的探究俗例的路径。通过跨学科的对话，俗例的本质属性得到相对准确的把握。立足于民间一地方世界，构成俗例（抢亲）存在的民间、社群和官府等环境要素，能够得到合理的认识。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探寻，不仅俗例发生的经济结构、消费观念和社会风气等要件，而且俗例显现的特定形态，都可以得到比较贴切的解释。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

本文着重考察江南乡村的水利环境与社会变迁,从观察平湖县横桥堰为中心的区域背景入手,解析有清一代与江南的众多水利设施有着相似情况的横桥堰及其周边社会,特别是将环境变化置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考察,分析其对水利设施屡次兴复和周期性堙废的深刻影响;详细说明乡村水利与社会各阶层的诸种关系,尤其是以官绅阶层为代表的各类人物,在地方水利事业重建过程中的不同表现,而府、县两级地方行政官员的更替出现与影响,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清晰地展示,从而建构起一个小地方的水利社会史,真切地感受当时的社会与环境变化,并据此略窥清代中国地方社会的一些重要生活侧面。     

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

延续唐、宋之制,元代国家对涉及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婚姻予以强制离异,但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明显变化,其解决婚姻冲突、救济婚姻双方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实践中,判决离婚并不是国家对民众婚姻的单方面干预,民众往往主动寻求官府对婚姻进行判决。作为司法者的官府,则希望在"厚风俗"的同时能够"免词讼",通过法律宣传、民间调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等措施减轻诉讼压力。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判决离婚所展现出的这一图景正是元代官、民法律实践的一个缩影。     

清代海内知名的两位贵州籍治水专家——韩(钅荣)和陈法

大凡历史上治水有功的人,都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景仰。比方说,大禹治水的故事,时代虽然邈远,但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李冰父子治蜀,为民兴利除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川西平原受益匪浅,成为千古美谈。诗人白居易、苏东坡在西湖修筑堤坝,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勋,取名“白堤”、“苏堤”,留下许多佳话。贵州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治水人物,如任永定河道而卓有政声的李朝仪;又如在山东治理黄河、在四川重修都江堰的丁宝桢。这里,我还想介绍两位贵州籍的治水专家,一位是毕节的韩(钅荣),另一位是平坝的陈法,他们的事迹在《清史稿》中有传,但因政绩均在外省,省内反而鲜为人知。     

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

本文选取清代汉水上游的汉中府辖区,以堰渠水利为切入点并将其置于当地自然、社会长期演变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探讨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之间的整合关系,揭示基层社会的演变趋势及其生态环境背景与财政经济根源。文章认为:清代中后期,汉中水资源环境明显恶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与当地的地质地貌特征、气候变迁存在密切关系,而移民开发则诱发、加剧了这一恶化步伐。清代以来,当地民办水利勃兴,官办水利日益具有民间化趋势,这与自然环境演变、赋役财政改革、水利组织管理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些相互关联的多重变动,反映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官府对水利社会的控制更为间接。     

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防风、王鲧考论

防风、王鲧作为悲剧性的治水英雄和奇妙的神话人物在民间千古流传,至今口承未绝,他们的形象、行为与命运总是牵心动情,发人幽思,展现着神话美的强大生命和永存的魅力。 在当代传承中,防风和王鲧是“好朋友”,尽管防风是“大块头,站着山样高,躺下河样长”,而王鲧是“小个头,三寸长,六两重”,他们都以土治水,因过被殛。神话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象征文化现象,在神话的意象中往往潜藏着幽秘的文化信息,透过其表面的语言叙述能探得其外显符号的内在隐义。防风、王鲧神话正是这类象征符号的组合,其治水与生灭的背后尚有待探的文化信息,值得加以研讨。 二神探幽防风、王鲧均以土治水,其治水的法     

国乐的开创者王光祈

1941年冬天,雪花在成都东郊菱角堰飘荡着,王光祈的葬礼在默默地进行。周太玄、郭沫若和李劫人是王光祈的同班,且相善相知,引为知己。30年前,他们一起在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仿“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于此地。今天,李劫人将逝者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这样便可以长伴着他了。     

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

唐代地方官府在水旱祈祷获验后所立的祠庙碑,碑文在文本创作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赞美神祇与颂扬德政,但这仅仅是祠庙碑所要表达意涵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该暗藏着某种历史特殊性。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例,石刻文字反映出这样一种史实:地方官府为了保护辖区内重要泉水资源不被破坏,利用当地民众浓厚的泉水祠神信仰,在官方控制与信仰强化的理念下,通过实施水旱祈祷、修建祠庙、建立碑石等仪式,间接地完成了对泉水资源的保护与掌控。水旱祈祷仪式是表相,水资源保护才是真相。为了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长期维持下去,碑刻在这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碑文不仅按照祠庙碑应有的叙述结构描写神祠灵验、官员德政等内容,以达到宣扬神祇、赞颂官员之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将当时的官方控制理念与盛大仪式现场进行选择性地再现,从而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得以持久传承。祠庙碑的建立体现出唐代地方官府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是地方官府实现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大宋：最完善的“公款接待”制度

从汉代开始,中国政府机关就有了官员在上班期间享受公费用餐优惠的记录,到隋代,公费用餐有了粗略的制度,宋代时,制度日臻完善。宋代规定：凡官员出差经过的地点,由地方官府或驿站负责供应公费膳食,官员平时在官府办公,享用“公用”提供的工作午餐,宰臣在政事室的专门餐厅用餐,称“堂食”;常参官每逢朝会供应一顿午饭,称“常食”或“廊餐”;官署内每10天聚餐一次,称“旬设”。     

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

随着清初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客长这一具有移民社会特质的地方基层管理人员便在四川城乡各地出现。通过对客长的任免程序、功能及其与保甲制关系的考察发现,在面对移民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非常态"社会中,清地方政府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将民间自发的管理方式纳入官方既有的管理体制之中,既强化了对地方的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的稳定。     

寓“管治”于“教化”？——《连阳八排风土记》的编纂与清代广东八排瑶社会

本文尝试结合自明清易代以来广东连阳地区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重新审视康熙年间连山知县李来章编纂《连阳八排风土记》之过程。李氏编纂此书的目的不仅出于应对地方官员之间在权责上的矛盾,也为了证明“教化”瑶人的意义。尽管官府不断推广教育来开化瑶人,但“八排瑶”这个人群类别在地方社会的不断交往、竞争中保留了下来。该书的编纂不仅影响了官府和士大夫对于八排瑶的历史书写,也影响了后世对于八排瑶作为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塑造。     

黄金韶其人其事

清道光至同治年间,广西人黃金韶曾长期在江苏为官,先后担任常熟、昭文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通州直隶州知州,苏州知府,亲历了在常熟任上督剿受太平军影响的土匪,在海州任上堵截捻军、修复凤凰城,在通州任上镇压响应太平天国的军山农民起义,见证了江苏地方官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应对,折射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社会变化。     

“烈士”形象的建构过程——明清萧山湘湖史上的“何御史父子事件”

湘湖位于浙江萧山县城以西,是一个以蓄水灌溉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湖。自湘湖成,沿湖9乡居民逐渐形成了一个得失相关的利益共同体。至明中叶,围绕湘湖利益分配的各类社会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震动朝野的“何御史父子事件”即发生在此时。湘湖水利的维护者为维护“共同体”既有的利益格局,利用各种手段,把本与湘湖水利无直接关系的何舜宾父子“建构”成道德楷模、历史传统的继承人和为维护公意而献身的“烈士”,从而构筑起了湘湖地方意识形态的基础。资料证明,这个逐步累积而成的“烈士”形象,竟然是一批“民间菁英”特意虚构和有意夸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