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浙江厘金制度与地方商品市场

浙江厘金制度以对市场空间的细化把握为特点,经历了由起验征收向包认征收的转变,至清末,呈现出两种方式交错并行的混杂局面。通过对浙江厘卡设置和征收项目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刻画其所涵盖的流通路线和市场类型,也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并逐渐内化于其中的过程。     

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

清代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民国时期,罗玉东先生综合清人有关估计和披阅大量档案文献史料,对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作了重新估计,但其结论与清代中外人士的估计相去不远。因此,罗氏关于清代厘金全国岁入大体在1400万两至2100万两之间的估计数基本上成为定论。本文拟在罗氏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笔者整理的新数据、新材料,提出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新估计,认为光绪五年以后,清代厘金岁入已常年在2000万两以上,光绪二十九年以后突破3000万两。     

晚清福州经济社会的变化（下）

三、金融业与农业方面 1．金融业 雅片战争后．福州开埠．外国银行陆续来此开设代办处或分行．除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业务外,还发行钞票、经理外债、代理关税、控制外汇．并通过钱庄和洋行操纵金融市场。     

晚清福州经济社会的变化（上）

晚清（1840～1911年）时期,福州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反映了本地区已进入近代社会。本文从有关史料中归纳出若干变化,供研究福建近代社会参考。     

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1872-1877)

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1872-1877)过程,是上海近代大众传媒早期发展的缩影。 上海城市化中的移民方式、租界的领事裁判权和西方人所办报刊是它的市场基础,其办报宗旨是以文化沟通功 能为本,并为社会正义代言;《申报》的传播特点表现为继承江南传统城市文化要素,立足上海同时涵概整个华 人社会;商贸信息和民间立场是《申报》的市场出发点,对杨月楼案和杨乃武案的报道使其深度融入上海社会。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

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三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了湘军、淮军和总理衙门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设。这一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王朝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横向分权,在体制外形成新的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与共同的对手之间构成三角权力制衡,呈现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的特征。在战时体制向常规时期体制的过渡中,曾国藩和所统湘军走上战后复员老路而趋于衰微;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下,寻找到自强新目标,将战时外移的权力延展到新的体制外新机制中。最终,以李鸿章和淮军为核心的洋务体制,整合了由内转外的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形成与王朝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并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由此可见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才是甲午战争前权力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内部纷繁曲折的制度创设和权力结构变动是这一时期历史之变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晚清史真正意义之所在。     

口岸市场上中外鸦片的竞争与替代（1877-1912）--基于芜湖海关资料分析

芜湖为近代皖省的唯一通商口岸。在1877—1912年间,外国鸦片一直是芜湖海关进口价值最高的商品。在这种长期趋势下,外国鸦片进口数量具体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波动。在第一阶段,芜湖口岸开放,以及税厘成本的比较优势,刺激外国鸦片进口数量上升;在第二阶段,在财政安稳的考量下,官府对本土鸦片全面弛禁,替代作用进一步发挥,外国鸦片进口数量下降。在第三阶段,国内外舆论对中外鸦片的毒品性质进行抨击,促成中英签订禁烟条款,1913年,芜湖海关中外鸦片进口竞争的历史正式结束。可见,在近代中国,鸦片问题始终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和考量,是半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缩影,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身心健康与经济发展。     

日本是第二个罗马（小中华）吗？——18世纪德川日本“颂华者”和“贬华者”的问题：以中医和汉方为主

16-18世纪,日本从一个地方武士特权阶层和首都贵族主导的社会,变成了新兴商人和平民逐渐掌握权力的商业化社会。一部分以教授汉文为生的儒士,凭藉其文化优势占据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虽然有“颂华”和“贬华”腔调之分,但实质立场都是试图将儒学从中国背景中剥离。从而把中国古代圣人之“道”日本化。另一部分以中医谋生的儒士,在其医学研究中体现了清代学术的影响,比如新汉方考证派的兴起。总之,相比兰学对日本现代性影响被过分夸大,本文认为儒学影响了18世纪日本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