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土司制度的史料整理研究

史料可谓历史研究的生命线,进行史料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工作,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寅恪先生就此问题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研究土司制度自然也离不开相关史料。《元史》、《明史》、《清史稿》和三代实录及相关地方志自然是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几个理论性问题的刍荛之见

城市之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之重要资源。本文就当前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几个重要但研究又较为薄弱的理论问题,即研究城市历史文化的意义与作用、关于历史城市之界定,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具体见解;以期深入推进城市历史文化之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工作。     

钩沉索隐 厚积薄发——读《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有感

先秦秦汉时期历史地理与考古学文化研究向为艰涩之学,荆楚地区处周代南土,相关传世文献稀少,考古材料庞杂,不易索解,善治之者不多。徐少华先生是这一领域少有的专家,继《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以下简称《南土》)之后,最近又推出新著《荆楚历史地理     

重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先生做《殷周制度论》,以卜辞材料论证殷以前无嫡庶之制,为古代宗法制度研究上的一大发明。但此文以晚出的宗法理论材料与卜辞材料做对照研究,认定立子立嫡之制起于周初,为周公所创,是为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存在一系列失误。商代宗法的基本体制应是依父系分族而仍依母系分宗,周初尚大致承此体制,而与晚周宗法大不相同。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也不是历史实情。     

论历史学家的直觉

历史研究成果是不是完全都是逻辑推理或经验观察之所得?其中有没有史学家直觉感悟的成份?历史学作为一门多年来一直强调从材料出发、“无一字无出处”的实证学科,能不能让直觉或灵感在里面保留一席之地?直觉引发的认识结果能否贴近历史真实、抑或导致历史认识的谬误?……这些问题应该作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西周昭穆制度的几个问题

西周昭穆制度的几个问题刘海文昭穆制度是我国西周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作者根据有关材料,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一西周宗庙制度中的昭穆之序宗庙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的昭穆制度,与宗庙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礼记·中...     

方志编纂中史与志相互作用的探讨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完整的历史体系。地方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方之全史,百科之全书”,足见志与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编写地方志中,时常会遇到史与志相互交叉的问题。所以,研究史与志的辩证关系,是新方志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就教于有识之士。     

读安作障先生主编之《中国古代史料学》

读安作障先生主编之《中国古代史料学》高敏史料,顾名思义,它是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著作时所使用的材料。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来说,如同建筑房屋要使用砖、瓦、石等材料一样重要。然而,史料的范围一分广泛,有有形史料如遗址、遗物等;有无形的史料如各种文化现...     

俄罗斯学界对俄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正在苏联时期对俄国历史的解释中,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曾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俄国)学术界开始使用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研究俄国历史。1993年第7期的《哲学问题》发表了以《俄国现代化:问题与前景》为题的圆桌会议材料,④这既是俄罗斯学界对俄国现代化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推动了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当代俄国仍以全面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从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史中寻求教益成为现实的任务,由此对有关俄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化。本文⑤即是对其中主要问题的梳理和评论。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俄国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描述世界现代化的基本线索是研究俄国现代化的基础。俄国学术界一     

新出碑志所见唐长安城周边小原及相关问题考述

在西安城市历史地理和黄土高原历史地理问题上,前辈学者已经作了大量研究,提出系列真知灼见。20世纪90年代,史念海据西安郊区出土唐人墓志探讨了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和邻近地区小原分布及其与长安城址之关系,辑补唐长安城外龙首原及邻近小原32处以上。21世纪新出唐代墓志数量巨大,其中所见小原资料是进一步了解长安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的一手材料。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新出碑志为主考察唐长安城周边小原27处,同时探讨碑志所载原的资料价值,以及使用此类资料时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是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前沿课题 ,主要研究城市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古代方志资料在城市形态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因为方志材料可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正史中记载的影响城市形态方面制度的实际执行结果 ,也可以在方志中得到充分体现 ;并且有些城市形态方面的材料只集中存在于方志之中。利用方志资料可以使城市形态研究更为具体细致 ,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而且可以得出一些新结论 ,推动研究的发展。     

读《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

王国维曾说过 :新学术之兴起 ,大抵由于新材料之发现。 2 0世纪初期以来 ,先秦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的进展 ,即主要得力于出土文献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显露、积累与整理 ;在获得新材料 ,拓宽视野的同时 ,学者们也在思考 :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历史文献。在这个问题上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今天仍具有指导作用 :即要以历史眼光解读出土材料 ,并藉考古材料深化对传统历史文献的认识 ,给历史一个相对客观、符合实际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群博士的新作《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1年 1 0…     

近年日本对中国史一些问题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近年有重大进展。《史记》、《汉书》等经典史籍的研究仍是一大重点,并且有新的创见。学者认为史学思想上的“华夷”的内涵,是随着历史与史学的发展而变迁的。历史分期问题不但是历史的也是史学的根本性问题。有的学者提倡重视全局性、关键性重大历史课题之研究,发挥史学严肃的社会功能。主张把中国史的研究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与全局上予以考察。     

构建中国当代历史哲学的思想视域问题——读徐国利教授《钱穆史学思想研究》

"历史有什么用?"①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以此稚子之问作为他的巨著《为历史学辩护》一书的基本问题。布洛赫此举绝非作态。困难是现实的。对于现代历史学家来说,最大的问题确然不在于如何获取最为详实的材料,也不在于如何     

泉州老城区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

在21世纪,加快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矛盾日益突出.历史文化名城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通常显示着这个城市既往文化创造的极致.泉州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汇合之地,而泉州老城区是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好见证.泉州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切实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成绩斐然,但也存在较多问题.研究采取相应对策乃是当务之需.     

“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影响近代云南历史发展的一组人物关系（上）

在研究云南近代地方历史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这就是若干头面人物之间的关系,对近代云南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例举蔡锷与李根源、蔡锷与朱德、李根源与朱德、蔡锷与唐继尧、唐继尧与龙云、朱德与龙云、龙云与卢汉之关系,依次阐述这一问题,以为历史之借鉴。     

辉煌的悲壮——1940-1947浙大西迁湄潭纪实

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前,这段历史——浙大西迁历史,一直是被漠视或遮蔽的,甚至它的＂实物材料＂——历史遗址、遗迹,大部分已被拆除和改变。然而,这段历史以及与之相联结的历史精神,依然温婉、坚韧地萦系在人们的记忆里。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胜利后敌伪产业处理概况

1945年8月抗战利,我沦陷区各省市相继开展敌伪产业接收工作,本件史料介绍了国民政府设定敌产处理机构,处理目的和方法、处理之价值以及所存之缺陷等,从而为研究敌产处理这一特定历史问题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特从馆藏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全宗中选出刊布.以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