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视域下日本二战“受害共同体”的影像建构及其危害

<正>电影作为记忆媒介,既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的方式,又是传播国家形象、促进国家认同的工具。另外,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彰显出特定社群的文化价值,通过对历史片段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成为构建公众历史记忆不可或缺的媒介。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直至进入90年代"后冷战"时期,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格局,影视领域对战争记忆的不断回溯、书写与多元化表达,成为当下国族政治文化的表征符号。在战争电影领域,日本是一个产销     

“义岩别祭”:个体经验·国家认同·历史认识

"义岩别祭"是韩国为祭奠在壬辰战争(1592-1598)中殉国牺牲的民族英雄论介而举行的纪念活动。朝鲜时代,论介的个体经验存在于国家内部对其认同与否的层面上。国家在书写历史和教化民众时,对不符合朝鲜时代作为治国理念的儒家道德规范的个体经验进行了选择与排斥。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个体经验中的忠烈精神作为凝聚民族国家和化解社会动荡不安的有效因素,继而被官方吸收和改造。殖民地时期,论介的记忆成为殖民地统治者压抑与忘却的对象。战后,韩国社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论介的记忆进行了重新构建,以此来强化和想起被殖民地统治时期的记忆,促进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与社会共鸣,应对当代东亚社会中对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的差异。     

中外二战纪念建筑初探

二战纪念物分三类:其一是原战争遗迹和历史事件发生地遗址,其中重要者多已辟为纪念地(博物馆);其二是二战期间遗存的可移动文物;其三是战争期间及战后所建造的纪忿性建筑。前二者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见证真实历史的史料价值;而后者则展示了建造时代的公众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判和自身的文化取向。本文主要简述中国与国外同类纪念性建筑之代表性实例,从中管窥各自文化取向的异同。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记住过去，调和未来：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分析

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历史书写已经与民族塑造融为一体。迄今为止，历史书写主要受民族国家的框架局限，同时又在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近代东亚，历史书写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还表现为另一个侧面——它也依靠官方历史编撰和王朝历史编撰的长期传统，在这一传统之中，一个统治王朝发起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计划，以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有用的教训，     

唤醒城市记忆 接通历史文脉——关于将“利通区”更名为“回乐区”的建议

一个城市的名称,就是这个城市的记忆,它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解开地方历史谜团、接通地方历史文脉、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众向心力、培养人才、发展经济、建设当地先进文化的重要一环。所以,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官方和民间,都十分重视城市(含乡、镇、村、江、河、湖、渠、沟、     

法国比较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方法与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经典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在法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史学"危机"的大讨论。在此背景下,比较研究作为历史学克服危机,进行革新的方法被重新提出。比较社会史是对经典社会史的比较研究传统的重新发掘与革新,体现了比较方法与社会史方法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比较社会史从超越民族国家史出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视角。而来自"文化迁移"、"交叉史"等相关研究范式的质疑与竞争,有助于比较社会史进一步厘清它的研究理路,使之与上述研究范式一起共同推进对欧洲共同历史记忆乃至全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书写。     

“底层眼光”下的战争书写——以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为中心

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一书论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战时的暴力与死亡以及战后的情感与记忆,无辜的平民是绝对的主角。凭借“底层眼光”这一视角,梅著走出了一条相对中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路径。以余治、张光烈等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救时言行和苦难记忆,特别是平民群像展现出的江南下层人士所经历的战争创伤、尸体埋葬和死难纪念,凝聚成“底层眼光”下普通人的战争书写。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多元的史料运用,使得梅著呈现出精彩的学理识见,却也让它不可避免地渲染上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痕迹,虽然这是梅尔清一再回避的话题。不拘泥于所谓的理论或方法,全力倚靠档案找寻、阐释历史细节,是梅著带给我们的治史新思考。     

从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看地方志女性历史书写的模式化

方志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往往使用特定的模式。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列女传》记载的贞孝节烈四种类型女性,其身份、行为甚至言论都各自遵循相应的书写模式,以构建出符合官方理学教化标准的历史文本。通过方志中模式化的女性历史书写可以看出,方志作为承接国家意志的地方历史文本,其历史书写中,客观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书写的束缚,只能让渡于现实对于历史书写的需要。而相对于方志中历史书写构建出"历史事实",这种历史书写本身的构建过程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历史事实"。     

卷首语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文物像一个蕴涵着各种重要历史、文化、教育和经济价值元素的矿藏。只有开掘出来、提炼利用,这些价值才能彰显,文化血脉才能得以延续。对一个城市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激发广大市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认同和热爱,也可丰富城市精神、激发正能量、增强软实力。而如果历史的记忆被破坏殆尽,那么城市的文脉也将断绝,一个失去了历史记忆的城市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荒漠。     

网葬与书写平民历史

作为文化传承与积淀的载体之一,墓地在人类历史记忆的保存与书写上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到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历史一再证明,墓地中出土的资料不仅能够增益历史的血肉,有时甚至会改写人们既有的历史认知。     

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为例

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构建作用。利用民族史学挖掘和整理民族记忆,界定和阐释民族历史,是巴勒斯坦人构建民族认同、开展民族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移民学者及难民等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他们着重从民族起源、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次中东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等方面入手,论证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鼓舞群众,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认同主导下的历史书写,带动了巴勒斯坦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但也存在着局限性。     

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

一直以来,地方志留给女性的历史位置仅限于贞节烈女。延至明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才女文化在江浙一带逐渐繁盛,越来越多的女性凭借其超卓才华进入地方书写体系,成为被言说和审视的新对象。于社会性别视角下解读这一文化现象可以发现,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虽难以摆脱男性历史叙述的弊病,却分明透露出修志者暗持的性别道德评判尺度——才女不仅在地方教化场域中僭取了一个清晰的位置,而且使集体记忆中的典范女性得以重构。     

“威尼斯神话”的沉浮与威尼斯历史书写的嬗变

本文分析了自文艺复兴时代以降“威尼斯神话”概念的演变以及对威尼斯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总结了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威尼斯神话”的建构与解构、诠释与运用。本文认为,“威尼斯神话”贯穿了文艺复兴以降的威尼斯历史书写,从作为展现威尼斯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观、理想形象和历史记忆,进而褪去政治色彩,逐渐成为考察威尼斯历史的主导性研究路径。其框架结构与书写实践所具有的动态特征,折射出文艺复兴时代以降西方历史书写范式的转变,突显出历史与现实间的复杂关系。     

当代艺术在后战争记忆空间构建中的价值和作用北大核心CSSCI

当代艺术全球化语境下战争叙事的表达格外具有优势,它所具备的互动性、普适性、多元性、当代性和自我意识等本质特性都契合了后战争时代具有世界主义内涵的战争创伤记忆的叙事和表征。很多战争题材的博物馆都利用当代艺术展品去实现心灵抚慰和促进战争反思,以此丰富战争历史当代表达,拓展和平教育职能。当代艺术所具备的抽象性特质使其在介入体现普适性价值、为战争博物馆实现心灵抚慰记忆的目标提供了有效路径。当代艺术是推动战争题材博物馆从"仪式性空间"向"反思性空间"转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一种新方法。     

战后广岛的重建与和平进程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和平建设是对创伤历史的一种最好纪念和修复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战后波德和解与华沙的角色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就像德累斯顿”:现实、关联和象征的视角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考文垂的创伤修复与和解之旅

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