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衣考

以南齐武帝“画天衣”、求天衣的记载为线索,钩沉索隐,详细地考证了中古时期的天人图像和天衣的款式、特点及其观念内涵。     

儒家天人观的政治哲学反省

把握普遍的必然性是人的天性。天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能认识到的最高意义的本体性存在,理解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把握普遍的必然性的基本途径。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更多地注意到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性,表达了古代思想家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把握客观世界的心理取向。宋代理学家用形而上的思想方式理解和把握天,从而使必然意义的天与可感觉的天和有神性的天分离开来,儒家的天人观也因此而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从《汉志·术数略》管窥班固的天人观

《汉书·艺文志》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而其中的《术数略》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六种。数术是与上天、天子、人事活动相关的一类书籍,其内部结构整齐有序,折射出班固"天"与"人"相互作用,以"天"为本的"天人感应"观。     

先秦诸子天论的形成及其演变

先秦诸子的天人观建立在远古天帝崇拜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了天命、天志、天德、天道诸说,由此造成了诸子思想的分野。这些观点在春秋时期不断融合：天命说不断弱化,演化入政治学说;天德说得以细化,形成了伦理学说;天志说逐渐衍化,归入宗教学说;天道说在融合中分途,逐渐成为义理和伦理的象征。     

清代甘肃方志祥异观探析

祥异作为中国古代天人感应思想映射于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赋予自然现象、山川河流以及动植物异象以特殊含义,由此对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统治者敬天抚民的治世思想影响下,祥异观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秩序、教化百姓与彰显功绩的重要工具。清代甘肃地方志所载祥异现象与其他方志有共性亦有特性,其中对黄河的格外关注与积极阐释,建构出天人关系之下地方独特的祥异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用。     

天地交通观念与西汉墓葬建构

西汉晚期,天地交通观念发展到“天人感应”阶段,表现天、人交通的渠道由此前营造大型、繁复的设施转向对人的道德言行、声名的要求,使其表现形式趋向平易化。墓葬由此成为普通民众也可用来表现天地交通的场所,其建构随之发生普遍性变化,大批中小型墓葬顶部变为券顶、穹窿顶,成为一种天地相合的微缩模型。基于这种空间格局的拓展,便于将画面内容与空间层次对应起来的墓葬壁画,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而盛行起来。     

浅谈汉代的统治思想学说

西汉初期统治者接受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成为迫切的要求。从此,儒学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     

“星陨如雨”的“陨”“雨”释辨——兼论《左传》妖、陨星象的书写

《左传·庄公七年》对于“星陨如雨”的注解,历代有分歧,主要集中在“与雨俱下”和“似雨”说。通过对文义、字词以及天文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可以认为“似雨”说为确,这一用法也为后世天文记载所广泛采用。同时,“星陨如雨”这一星象书写形式与《左传》对于妖、陨星象的灾异书写内容,体现的是春秋时期星象分野下的政治与道德诉求,代表了春秋时人的天人观念。而史官在后绝地天通时代对于地位重建的努力,亦可以通过妖、陨星象的选择性书写来观察。一直到汉代完成由儒统史,其反映的是六经皆史的观点。     

论董仲舒天人宇宙图式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道德的影响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将汉代以前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思想继承和发扬,形成新的汉代儒学体系,这也是董仲舒的天人宇宙图式。它将天地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其特殊的“三纲五常”道德哲学原理、德主刑辅的封建法律秩序,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道德思想影响深远。     

论纳西族民族文化生态

纳西民族生态文化是纳西族与自然环境相互调适的结果。本文对纳西民族的天人感应、祭天民俗、白地圣地的环境优选及宗教信仰等文化生态现象进行了探讨。     

祥瑞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

祥瑞,或称为"瑞应"、"嘉瑞"等,意为"吉祥福瑞"。祥瑞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及天地信仰的形成。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中,祥瑞不仅成为儒教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之一,更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借助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祥瑞是对古代政治秩序的合理解释,由此产生了广泛地社会影响。     

从“大一统”谈董仲舒政治思想

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杂糅先秦诸家、以天人感应为主要理论形式、以中央集权为理论核心、以"独尊儒术"为文化诉求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对于维护日臻成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对统一的政治信念、统一的民族情感和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赋旗类考

汉赋为“一子之学”,最资学问,其突出表现在广取名物,无所不包。其中旗类在汉赋中频繁出现,然祖述为少,鲜本《诗经》,多为赋家临文自创,并不能据此为实,凸显汉赋凭虚铺陈的本色。同时也可见赋家临文创制求异类推、自夸学问的心理趋向。旗类多伴随天子出行,或见于狩猎、或见于祭祀、或见于出征、或见于巡行,星、旗、伐、祭紧密相关,这真切反映出汉代的天人感应观念。     

善治感冒 健康长寿

我七十九岁半,每月从北京到杭州独来独往。白天门诊,晚夜著文,从来不知疲倦。有人问我：怎么你这样健康,练什么功,有什么妙招？我常常回答说：我有两个宝,一是“天人和一”观念,二是善治感冒。“天人和一”理念今后讲,善治感冒今天说。     

中国古代“飞蝗避境”现象记载与史家观念演变

"飞蝗避境"是始出于西汉末年史料记载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关于其出现原因历来学界多有争论。笔者通过梳理自汉代后记载关于此现象的史料并分析发现,关于"飞蝗避境"现象记载的产生及发展是在基于一定客观现实状况下,史家观念受到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及谶纬学说的影响,而将此现象有意识的与良吏、德政相联系,最后发展成为史家记载良吏和贤德人物的固定书写模式。这一过程起于西汉末年,东汉迅速发展,至魏晋之际逐渐发展完善,转变为与"猛虎渡河""鸟雀集庐"等并存的史家书写模式。中唐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天命史观向天理史观的转变,"飞蝗避境"这一书写模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从“大一统”谈董仲舒政治思想

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杂糅先泰诸家、以天人感应为主要理论形式、以中央集权为理论核心、以“独尊儒术”为文化诉求的大一统政治思想，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对于维护日臻成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对统一的政治信念、统一的民族情感和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无奈的笔名

现在的青年人喜讲星相之学,总要把自己与天上的星座联系起来,以示来头不小,或者讲究的是天人感应。我不知道我这名字是否符合星相学的命理,但我一生遭的却都是华盖运,而且有一部分原因就与这星座的名字有关。     

先秦时期的历政文化

中国古代自尧制新历起形成了实质上与巫史文化对立的历政文化,这标志着中国古人对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对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发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并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天人哲学,故历政文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文化之一。在先秦学术中,真正继承历政文化精髓并使之升华的是儒家之学,渊源于历政文化的阴阳五行之学则最终沦为一种“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小数”。     

阴阳刑德与秦汉秩序认知的形成

秦依照阴阳刑德学理确立了"尚水重刑"的治国思路,形成了严苛的秦政。西汉融合了儒家之教化刑德论、法家之赏罚刑德伦和阴阳刑德论,以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新的刑德论。刑德作为阐释政治秩序运行的学说,成为秦汉时期解释天人运行秩序的视角,奠定了中国术数的学理基础。     

“飞龙在天”：端午龙舟竞渡习俗考源

端午龙舟竞渡习俗中龙舟与竞渡本是两分的,但两者均植根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化土壤,它们具有同一的时间意识与信仰理念。龙舟竞渡中“龙”的产生与上古先民对“苍龙七宿”星象的崇拜有关,其符号象征、价值蕴意、时空定位等都与“苍龙七宿”星象崇拜有着直接的联系;而龙舟与竞渡的真正结合时期应在初唐与中唐之间,是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过程。龙舟竞渡中隐含着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核心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