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圆我大学梦

我是当年上海市杨浦区重点中学吴淞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说是67届初中毕业,其实,因为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实际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在学校“逍遥”了两年,1968年到农村当了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几乎所有的知青一样,此时我的“大学梦”早就烟消云散。     

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1966 年去北京串联的回忆

1966年,出生于大别山区麻城的我刚满12岁．一进初中就赶上了“文革”的开始。     

远征缅甸第一枪

正我家在安徽庐江县白湖镇邓家嘴村,那村子都是三家五家、十家八家散落的,现在你要去邓家嘴,问罗家老屋人家就知道。17岁的时候我上到初中三年级的上半学期了,1938年春,黄埔军校七分校在江苏省招考,我考取十五期。那时候七分校刚创办,等于是七分校的第一期,我在第四总队七大队二中队。一1939年下半年,我从七分校毕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老高三”四十年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犟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全部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都是一个使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     

我被四次下放农村

1957年的一天早上,父亲拿着“攻击右派分子对党猖狂进攻”的大字报去上班。晚上回到家中,他抱着我痛哭道：“我被划为右派了。”尚未年满15周岁的我,正好初中毕业。     

母亲的牙托

父母亲是在我读初中时离异的.原因是人到中年的母亲患了更年期综合征,特喜欢唠叨,且事无巨细都要管,父亲劳累一天回到家耳根却没有片刻清净,以至于父亲一听到母亲唠叨的声音就会害怕.一次吃晚饭     

父亲笔记涉及的史实

我的父亲黄宛(1918—2010)是心内科医生,1950—1958年在协和医院、1958—1966年在阜外医院、1966年之后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他直接参加过周恩来晚年的治疗工作,并且留下了相关笔记。在父亲的笔记中,第一次出现"总理"是在1967年6月。总理陪同一位来访的总统去上海,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

40多年前,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而我也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长达数万言的信,后来批判我的人都把这封长信贬称为“万言书”。一个小小的初中学生,为什么要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上“万言书”呢？这个“万言书”又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贺子珍庐山见林彪

外公毛泽东三上庐山(1959年、1961年、1970年),外婆贺子珍四上庐山(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 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外婆贺子珍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贺绿汀与我的父亲严怪愚

那是1960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我的父亲严怪愚——一位被划为“右派”的老记者,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60元的生活费,要负担6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只能掰着几瓣来用。每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     

王炳南在干校

今年12月22日是王炳南伯伯逝世15周年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王炳南伯伯是和蔼的长者,是我的忘年交。我认识王炳南伯伯是在1971年4月4日,当时我和哥哥一起随父亲到江西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我们父子三人被安排在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中,张灿明夫妇、焦若愚夫妇就住在我们的隔壁。父亲带我熟悉环境,走到住所旁的一片小树林时,我看到有三个人迎面走来,父亲惊喜地小声告诉我:我是王炳南。父亲和炳南伯伯同时紧走几步,炳南伯伯一把拉住我父亲的手,大声说:“希禄同志,你好吗?我好想你,我想你会来的。”“王部长,你好,裕云同志好吗?”炳…     

父亲公今度

对父亲的深刻记忆集中在“文革”10年,之前他每天忙至半夜回家,之后才刚“解放”就病了。 1966年6月的一天,中饭后,父亲讪讪地抹桌收筷理碗,然后告诉我们,他被打倒了。那年我10岁。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以后,党委副书记在宿舍里服安眠药死了;谈大教授的夫人上吊自杀了;邻居马教授的夫人跳楼未死,     

死乞白赖读初中

1959年8月,我接到了忻定二中新生入学通知书,我把通知书上最重要的两条“携带本人学习所必需的文具及课本费3元,入学报到预交伙食费10元”指给父亲看。父亲看了一眼,点燃一袋烟,盯着窗户出神。可别小瞧这13元钱,当时足够我们4口之家半年多的花销。我怯怯地说：“要不,这书我就甭念了。”     

“脚踢蒋介石”系演绎——被误读的父亲刘文典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少谈个人的事情.我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是父亲过世后母亲告诉我的.这几年,我看了一些他的回忆录,还有他在“反右”期间写下的两份检查,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人间真情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正>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1966年，我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为标题发表大批判文章后，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张之江南京烧鸦片

张之江先生是我父亲郭长生(人称:“郭燕子”)的挚友。1928年张是中央国术馆的馆长。聘请我父亲到中央国术馆任教,后又被选派国民政府外交部兼任国术教官。 1947年秋,张之江担任天,津国立体专校长,通过我父亲介绍,我到国体上学,当时是五年制师范班(初中毕业考入),这时有机会经常到张校长那里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郝梦龄:中国首位抗日殉国军长

看到父亲撕碎的遗书 郝慧英说:“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其他弟妹都还小.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把我们都接去了.从我记事起,此后的半年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最长时间.”但这段阖家欢乐的时光在郝慧英记忆里并没有1937年那个夏天印象深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郝梦龄正在去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由贵阳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