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与对外开放经济体制的确立

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与对外开放经济体制的确立张季风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号称“经济联合国”,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及世界银行构成调节世界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虽然关贸总协定严格来说只是一个准国际性组织,但其作用和影响却十分重大。它从１９４８年１月...     

中国与战后国际经济组织的创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是战后世界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国在其创建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战后急需重建与复兴的现实出发,中国促使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创建战后国际经济组织的过程中考虑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并将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作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集大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身份于一体,力争合理利益,能够做出让步,为战后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功创建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回顾与展望

早在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中央就着手对关贸总协定进行研究,1983年1月,国务院作出申请"复关"的决定,1986年7月10日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出"复关"申请。1995年关贸总协定转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为了加快发展对外经济,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回顾

正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无法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被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拒之门外,成为国际体系的游离者。因此,中国更加坚定地转向社会主义体系。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开始参与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新进程。80年代后期,中国基本上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开始建立与各项国     

1960—1972年间英日对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立场的比较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虽然日本的经济实力得到飞速的发展,但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仍无足轻重,除美国外,还不得不借重英国等西欧强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就是如此。由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它希望在联合国保留台湾的席位,并希望得到在西欧和亚太有重大影响力的英国的支持。但是,对于英国来说,与中国保...     

我在荷兰遭遇"红宝书"

1967年,当时我在驻荷兰使馆工作。彼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红卫兵手捧红宝书的镜头常常出现在欧洲电视荧屏上。欧洲人当时把《毛主席语录》称作《毛的圣经》或简称《小红书》。有一天,一位年轻的荷兰商人送了我一本大小式样及装订都与《语录》相仿的《小红书》,但书名却是《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书的扉页上有一段文字,大意是:"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一切都要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在这种     

试析20世纪4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自由主义思想的提倡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结合在一起:既要解决政治民主问题,又要实现经济平等的目标。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和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之间的矛盾,建立一个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齐头并进的社会。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要,自由主义在坚持原有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要素,用当时形象的话说就是"大家有饭吃,各人选路走"。这种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一时间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许多人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     

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地位之考论

1946年至1948年,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当时世界上的大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谋求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积极参加创建关贸总协定的重要会议,和各有关国家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并签定了《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同时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从1948年5月21日起,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由此可见,中国确实是和美国、英国等国家一起共同创立了关贸总协定,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     

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京汉铁路大罢工与"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个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是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阶段。这次罢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当时致中国铁路工人书中说得对,“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     

秦汉碑刻探研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了早期"碑"的概念。以秦公一号大墓出土木碑为引子,阐述了先秦秦汉时期"碑"的演变及形态的变迁。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认为中国古代碑刻成熟于秦汉时期,这与当时成熟的制铁与制造技术、政治需求、儒家思想的逐渐普及以及商周以来铭铸于金的传统密切相关,是新的技术、思想和传统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见证。     

"中国统一化论争"的历史认识

本文试图说明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中国的政治认识及其政策的结构.笔者的历史分析可概括为三个论点"9·18"事变前后在中国东北的日中经济冲突--政治逐步升级的论说;1932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政治的认识论--否定"李顿调查报告书"的理论;1937年的日本论坛"中国统一化论争"中的新认识论--日益明确的对中国认识的坚固"岩盘".     

蒋介石力阻美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蒋介石退踞台湾期间,对于美国寻找各种机会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基本上采取抗拒的立场.具体表现在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针对美国叫嚣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通过对<开罗宣言>的反复重申,坚持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维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在50年代中后期两次台海危机中,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这两个与大陆保持联系的纽带,拒绝美国以海峡为界,实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陆形成一种默契,共同抵制美国的分裂活动;从60年代开始,借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企图在联合国内部造成"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针对这种情况,包括台湾蒋介石当局在内的海峡两岸中国人,取得一定共识,即在国际社会只能有一个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共同挫败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分裂中国的图谋.     

世纪之交的问题意识与新范式探索--日本学者对中国"结构变动"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日本学者对现代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提出质疑,开始系统地探索从政治结构的角度阐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到90年代,在历史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维度上分析中国的"结构变动"成为日本学者刻意追求的新范式,他们尝试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外部世界关系诸方面的结构变动分析,提出对中国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认识.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方压力下的殖民——日军在南京建立殖民统治面临的外国因素及其影响

正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当时即简称"日本在沦陷区")作序,指出: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能性已经不大,今后当转往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中国的抗战经济"。"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因此,他号召大家"研究沦陷区"~(2)。     

归国科技企业家的"跨国文化资本"结构、特征与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归国科技企业家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之一。以往的跨国性研究多从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跨国互动来进行探讨,论文则揭示了看待海归跨国实践的反方向视角,提出"跨国文化资本"这一概念,重点探究中国如何将这一群体纳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以及这一自上而下的互动关系所显现的机制与特征。与传统类型的华人企业家相比,科技型企业家在教育、社会背景、移居国等方面具有一些显著特点。在科技型企业家归国创业的过程中,跨国文化资本成为一个凸显因素。中国政府努力将这些科技企业家所携带的跨国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挖掘跨国文化资本所蕴藏的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市场竞争力。而归国科技企业家所获取的政治资本是其将跨国文化资本成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

西周初年,围绕营建洛邑,周公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的概念,建构了我国古代第一个建都理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具有丰富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对中国古代都城选址乃至空间规划布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间的政治伦理观念。     

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读后

正在晚清史研究领域,杨国强先生的名字,大概已经成为一种独特文法的象征。自1987年发表《曾国藩简论》,在后来的近30年中,由曾文正,继而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张文襄,及李越缦、王湘绮……,他沿着"千年徊徨"与"百年嬗蜕"的命题,探讨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他笔下的百年,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百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世道与人心,利益、主张与理想,思想状态、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经历了多少冲突和动荡。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一年内,在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和现实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决策过程中,蒋介石表面上不断展示强硬立场,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外交官"们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倾向于妥协,但在威权体制下难于向蒋介石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