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问,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日本组的功绩和遗产——读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的知日派和对日政策》

正一、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199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综合评论杂志的论坛上回顾了关于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综合杂志都刊登了为日中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挖井人"的证词。当时,中方的重要证人为孙平化。孙平化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的部下,曾担任LT贸易廖承志办事处东京联络事务处首席代表,又在邦交正常化前夕赴日,成功促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还长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孙以轻松诙谐的语气回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双方的频繁往来:     

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

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友好因素不容忽视."区别论"和人民外交路线,是中国政府对日关系的重要方针;民间外交和中日友好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正是建立在上述原则和理念之上,并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顺利实现.这一决策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     

大平总理与21世纪的中日关系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也是已故大平总理豁出性命,作出决断,而又为之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值得纪念的20周年。 大平正芳是日本战后历史上的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胆略的杰出政治家,是前日本首相,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他长期从事中日友好工作。早在池田内阁任官房长官、外相     

美国尼克松政府与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1972)

尼克松政府推进美中关系缓和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关系。尼克松政府事前对基辛格访华严格保守秘密,并不意味着淡化美日安保体制的地位和疏远日本。在1971年7月中旬至1972年9月初,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协商对华政策。在夏威夷会议上,美日两国政府首脑最终确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调。即在继续维持美日安保体制的前提下,按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模式,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日本政府始终按照日美两国协商确定的基调处理日美安保体制和台湾问题,并谋求按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模式处理《中日联合声明》的文本。对于美日两国政府坚守的那些底线问题,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政治三原则 ,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并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与此同时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也为消除这一障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吁的“中归联”

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是自1956年6月起陆续被释放回国的106 2名日本战犯自发成立的、以促进日中友好为目的的进步群众组织。该会成立于1957年9月23日。1965年9月,该会首任会长、原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中将师团长藤田茂首次率“中归联”友好访华团来北京访问,为推动中日两国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奔走呼吁。     

政治与经济失衡的中日关系演进

日本军国主义覆亡已经有60年,在这一期间的中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从最近30多年的中日关系史观察,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日本的主动选择,而是美国改变对华战略所产生的国际效应之一,也是由当时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     

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

由于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及日本政府的敌视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不相往来的状况。为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总理大力倡导“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通过中日两国的民间团体的互访往来,极大地改变了两国间的敌对状态,克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暗礁、最终使两国恢复了邦交。详情请见《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一文。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永不重操同室戈——郭沫若战后访日纪事

今年,恰逢郭沫若诞辰110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我不由想起1955年12月作为一名翻译随郭沫若访问日本时的情景。那是郭沫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相隔18年,也是他战后仅有的一次访日。尽管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但郭沫若在日本却受到人民外交的最高礼     

政治与经济失衡的中日关系演进

日本军国主义覆亡已经有60年．在这一期间的中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从最近30多年的中日关系史观察,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日本的主动选择,而是美国改变对华战略所产生的国际效应之一,也是由当时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对于两个有着百年恩怨,深层的历史问题并未获得实质性解决,义处于同一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国家来说,根植于普遍的历史共识和社会心理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非如邦交正常化那样简单。正因为如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决定中日关系格局的两个基本变量,即政治与经济日益走向失衡。     

一位日本集邮家的中国情缘——忆水原明窗先生

在纪念中国和日本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作为一名集邮爱好者,我不由得回忆起曾为增进中日两国集邮界人士的交往,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的日本著名集邮家水原明窗先生。不幸的是,他已经离开我们14年了,但他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对我国集邮界朋友的友好情谊,却永驻人间。     

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

15年前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经过20年的长期准备才完成的,此事被列为1972年的世界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事情发生在美国的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因为有美国“越顶”外交在前,才有日本“超前”建交于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影响很大,对世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传统书画展在日本成功举办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也是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为此,11月3日至9日,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日本武藏野市政府共同主办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传统书画展。     

朴正熙与韩日邦交正常化

在战后韩日关系史上 ,韩日邦交正常化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朴正熙是韩日实现邦交的最关键人物。韩日建交使两国关系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韩国的经济腾飞直接受益于此。然而 ,韩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夹杂着诸多不和谐的音符。这一方面是由于战前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造成的 ;另一方面 ,韩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韩日两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处理为后来的韩日关系布下了阴霾。而在这一点上 ,朴正熙又恰恰难辞其咎。本文试对韩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朴正熙的作为及其影响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以有助于我们对战后韩日关系的理解。     

日本北海道方泉处钱币资料馆开馆——中国钱币代表团应邀访日,同时举办中国历代钱币特别展

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应日本北海道方泉处钱币资料馆邀请,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发起组织的中国钱币代表团一行八人,于1992年9月23日至30日访问日本,与日本钱币界同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