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注与汉代别家《论语注》之比较

通过汉代各家《论语》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在文献记载基础上,我们认为郑注是杂糅三《论》而成的,而不属于单纯的某一《论》。郑注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我们再现历史的孔子形象。     

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探微

孔安国是西汉的经学大师,所著《论语孔氏训解》一书被清代学者目为伪书。但事实上《论语》孔注绝非后人伪造,孔安国和《论语》有一定的联系,他确曾考论古今文字,为《古文论语训解》,但流传下来的《孔注》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孔安国对《论语》的注解,重在训诂,兼及大义。《论语孔氏训解》是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论语》注本,也是儒家经典中"行于世"的最早注本。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

文物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的王素先生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是对中国传统经学的一大贡献,也是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的又一重要成果。本书上卷是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校录。《论语郑氏注》自南宋亡佚,明清以来不断有辑佚本出现,但都不足原书的十分之一,无从窥知其书原貌。本世纪初,人们在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古代遗址发现的唐写本中,陆续找到了6件《论语郑氏注》残卷,从而对郑注《论语》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     

敦煌文书中的第四件《论语郑氏注》

隋唐以前为《论语》作注释的有几十家之多,其中以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本为最有名,时称《论语郑氏注》。隋唐以后,各家注本绝大多数逐渐失传,《论语郑氏注》也不例外。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清人马国翰等潜心悉力搜辑失传了的各家注文,把它们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里,其中《论语郑氏注》分量很少,大概还不及原书百一,使经学研究者十分惋惜。清末敦煌文书出土以     

别具特色的包咸《论语章句》

包咸的《论语章句》,是东汉章句之学的代表作之一,对《论语》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在注释中,包氏将“解词”融于“串讲大意”之中,使诂训服务于串讲;有时他还在注中交代时代背景,介绍与经文有关的历史知识;其注中留存了不少的《论语》古义。包氏之注对后世的注家产生了影响。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选校注

说明一校注以《释文选》中所注括号内编号为序。二校注主要依据的今本《论语》有《论语注疏》及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黄焯《经典释文彙校》(中华书局1980年)。     

明代《论语》诠释研究综述

明代《论语》诠释,上承宋元之余续,下启有清一代之端倪,具有自身的时代特色.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论语》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阐释、利用和发挥,建构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们对《论语》的阐述、利用、发挥,又促进了《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兴盛.后世学者对这一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既有宏观的通史类、断代史类著作,也有微观的...     

孔子的历史观、入仕观及其它——从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谈起

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记载有与孔子历史观、入仕观相联系的内容,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另外,对比《仲弓》与《论语》的有关记载,可知《论语》在编定过程中,孔门弟子曾对孔子言论予以选裁,《论语》编纂有其内在取舍标准。这一标准即在于巩固孔学的根本与核心。《仲弓》篇为我们认识这些问题,了解《论语》一书的编纂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

本文就“论语”一名之来历及含义、《论语》的编纂者、历代注本、历史影响、时代价值、出土文献、海外传播等七个方面,对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进行了概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日藏敦煌写本《论语》校勘记

<正>2011年10月,笔者应邀访问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商讨双方合作事宜。期间参观大学图书馆,主人遂将馆藏古写本《论语》出示。当时发现其注释与刊本不同,颇疑其为轶失之《论语》古注,但旅途中无法与敦煌吐鲁番写本《论语》比对,无法确定我的猜测。于是将该写本全部抄录、拍照,留待回国研究。此后,一直忙于他事,所抄录、拍照的资料被束之高阁。近日有暇,持其与已知敦煌吐鲁番写本《论语》比对,知其确为前所未见之《论语》古注。     

《<诗经>逸诗考》补遗

拙作《〈诗经〉逸诗考》曾刊于《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由于见闻有限,颇有疏漏之处,特作补遗如下。一、增补逸诗十八条《论语·子罕篇》载:“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但未明言为《诗》。据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篇》载:“《诗》曰:‘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恩,室是远而。’”又据《昭明文选·广绝交论》李善注:“《论语》曰:‘棠棣之华,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诗也。’”故知《论语》所引为逸诗。     

《论语》诂解五则

虽然《论语》注本众多,但至今仍有些地方无确解.本文选取《论语》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视其所以”、“绘事后素”、“粪土之墙不可朽也”和“则不复也”五处,在前哲时贤的基础上,作较深入的探讨、分析,给出了词义和句义的新的诂解.     

从《尔雅注》看孙炎对郑学的继承

注《尔雅》之孙炎有二,出于郑门者,为魏之孙炎(字叔然)。关于孙炎的师承,历来有两种意见。其一,孙炎为郑玄再传弟子。胡元仪,《北海三考·师承考》次孙炎于再传之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亦云:“郑君虽未注《尔雅》,而得再传弟子孙叔然之注,正可补其未逮。”张舜微、王利器两先生亦主此说。其二,孙炎为郑玄的弟子。持此说者为郑珍,其《郑学录·弟子目》列孙炎于王经后,宋均、程秉前。我们同意后一种看法,理由如下: 第一,对《三国志》中孙炎的原始记载处理不同。《三国志王肃传》云:“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     

《论语》“车中不内顾”新考

《古论语》中的“车中不内顾”,《鲁论语》中为“车中内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内”、“退”同源通用状态的时代变化,及其所导致的“内”所表示的意义的变化。从语法结构、语义推衍、“内”“退”的同源通用到《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的本选择都说明《论语》原貌当依古论为“车中不内顾”。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释形式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第五节

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今古文之说,打破两汉经学注释的门户之见。以后的经学家继承这一学风,摈弃墨守一家陈规的陋习,注意兼采诸家之长,于是新的注释形式——“集解”便应运而生了。经书的集解形式很快运用于史书及其它书的注释,并且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在使用。何晏《论语集解》现存的十三经旧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撰”外,汉人与魏晋人所撰各居其半,而魏晋人所注就有三部采用集解的形式,即何晏《论语集解》、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它们都不守一家之说,而集众家之解。何晏《论语集解》采孔安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新解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可补充后代学从残存的郑玄《论语注》等材料中辨别《古论》、《鲁论》、《齐论》异同的不足。今本《论语》中属于《鲁论》的部分,或《鲁论》对古《论语》解读的一些内容,是从今本《论语》中难以辨别和看到的,但幸运的是竹简本《论语》的出土提供了一些线索,从中可看出一些端倪。竹简本《论语》“君子于义,小人踰于利。”一句与今本《论语》在字上就有差异,笔认为竹简本中此句当属《鲁论》,“踰”应理解成“超过”、“超出”的意思,这种理解是与孔子思想相符的。     

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与唐代经义对策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唐墓出土了一些与《论语郑氏注》(以下简称《郑注》)有关的对策残片。这些残片后经整理者拼接缀合,成为一件对策残卷。笔者曾对此进行过考索,认为它原是唐代前期西州地区流行的一件《郑注》对策范本;并认为,《郑注》对策范本的产生,是唐代经义对策重视《论语》经义及郑注诸经的必然结果。由于篇幅限制,对于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很少涉及。其实,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很重要。我们知道,《文苑英华》所辑唐代对策中,没有经义对策。对于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譬如唐代经义对策的     

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196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卜天寿手抄《论语郑氏注》,就是其中之一。去年《文物》第二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一文,谈到这个手抄本的书法说:"书法虽不算很好,但出自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也可以看到唐代人书法水平的一个基点。十二岁写的已经能到这样程度,唐代书法艺术所以那么发达,正是由于这方面教养的效果,这又是艺术史上的价值"。从报刊上看了影印的这个抄本的部分书迹,又读了这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义学生卜天寿,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手抄的《论语郑氏注》能达到这样的书法水平,绝非偶然,而是唐代书法发达的表现和     

“衡”、“轭”考略——《新定三礼图》校读札记

宋代学者聂崇义在《新定三礼图》中以“轭”释“衡”,将“轭”与“衡”看作同一物件。其误当是承源于汉儒包咸《论语注》。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考证,指出了聂氏与包氏的疏误,说明在古代车制中“衡”与“轭”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二者并非同一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