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新论——兼谈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作用不是领导的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对如何看待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所犯错误的一点补充

认识、分析、撰写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所犯的错误,很重要的一条是正确分析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这不仅是尊重历史客观的需要,也是正确总结教训、以资今日之鉴戒所必需的。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较战前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从重史料转变为辩证地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由重“求真”到尝试求真与致用二者的结合;打破了在古史研究中只“破坏”的原则,开始整理古史系统;其重视通俗读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寻求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结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更为开阔、丰富和成熟了。     

观察新中国的一个视角——试析龙须沟治理与新中国形象

新中国建立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把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治理落后地区作为施政的切入点,在百废待兴、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克服众多困难,花费巨额资金治理龙须沟和进行相关建设,明显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凸显了人民政府的新形象,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作为新旧社会转交的象征,龙须沟治理具有长远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两个3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的6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大体分为前后两个30年。如何认识这两个30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对新中国60年的整体评价,而且影响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两个30年之间虽然存在很大差别,但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要准备。改革开放后30年,我们党在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工作、国际战略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现了对前30年的巨大超越。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完善和发展,两个30年共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离开其中任何一个30年,这条道路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江泽民创新思想发展述论

江泽民创新思想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1989～1994年)、发展阶段(1995～1999年)、成熟阶段(2000年以后)。在萌芽阶段江泽民比较关注科技创新、经济等体制创新;在发展阶段江泽民对创新的认识、论述向广度、深度发展,强调自主创新、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并对创新进行了理论阐述;在成熟阶段江泽民突出强调了理论创新,对创新理论阐述更全面更深入,独具特色的创新思想及创新思想体系完全成熟了。江泽民创新思想的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创新思想成熟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新发展的体现,并引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形成之历史考察

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经过80余年的艰辛探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是对现代化即西方化或苏联化僵固模式的超越。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形成的条件与原因进行多视角的分析,对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演变轨迹进行纵向的梳理和界定,总结其经验教训,对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历史经验

20世纪90年代前后是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未雨绸缪,防范在先,注重增强全党的执政风险意识;加快发展,增强实力,夯实抵御执政风险的物质基础;深化改革,加强调控,重点解决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妥善处理自然界和社会突发事件;练好内功,强身固本,抓好执政党建设这个关键。认真总结这一时期我党成功抵御执政风险的宝贵经验,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性运用,对于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把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发展的奠基者和探索者。他认为,科学技术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争取自由的思想武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力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保证。发展科学技术,要坚持跨越式发展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统一;坚持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统一;坚持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一;坚持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统一;坚持发挥科学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群众的作用。毛泽东科技思想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粮食危机及其原因浅析

从1940年开始到1941年,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粮食危机.粮食缺乏和粮价高涨是这场危机的主要表现.粮食危机的出现原因主要是由于国统区粮食产量的大量减产、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增加、通货膨胀和投机者囤积居奇所致.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考察

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核心部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一核心,在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环境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为我们今天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原因的现代化思考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原因：1．把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任务与争取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最终实现了现代化政治领导权力的转变;2．能够按照其制定的彻底改造社会结构的纲领和路线,脚踏实地地深人到农村变革中去,从而为进一步在整体上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3．把传统(民族性)和现代性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这说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符合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选择,也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抗战时期的杭州钱庄业

钱庄业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代表之一。本文依据日本满铁调查机构1942年对杭州钱庄业的调查资料,重点分析和考查抗战时期杭州钱庄业的基本状况、组织特点和业务领域,指出能够根据外在社会环境变化调整、改革自身是钱庄业得以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旅日闽侨生存状况探析

从战争对平民伤害的角度来认识战争的本质,有助于理解国际间友好关系对于平民百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抗战时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旅日闽侨,因其“敌对国民”身份顿然成为特殊的群体,陷入极端困境,其生命、财产难以保全,身心遭受了双重伤害。他们传统的“一家两地”的生存模式因为战争而被扭曲、中断,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本文运用日本警保局编撰的《外事月报》记载的战时旅日闽侨真实生活的若干史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考察战时旅日闽侨的生存状况,分析其特定条件下的行为与心态,从而为相关的华侨研究提供一些资讯。     

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抗日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不屈不挠,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的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敌当前,他们有着同样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怀着同样的爱国心,因此,在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相互救助,手足情深。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本文主要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俄文馆藏档案、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其它相关材料,详细解析了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论湘西会战和芷江受降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湖南发生了两件大事:湘西会战和芷江受降。这两件大事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足以彪炳史册。     

战时合作的“中间人”:中国战区青年译员与美军的相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开展紧密的军事合作,在中国战区大量征调青年译员成为重要一环。译员服务于美军的工作特殊性,使美方可影响到译员的待遇水平;但译员也面临地位不明、管理混乱以及职责不清等诸多问题。中美之间在文化与体制上的"隔阂",使译员与美军的相处存有不少冲突。国民政府既要防止译员成为美方的工具,同时也要保障译员的"人格"以维护中国之"国格"。作为战时合作的"中间人",盟军机制里的中国青年译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独特的翻译群体,同时也体现了战时青年参与抗战的重要形式。     

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 ,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 2 2次 ,做出了 73 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 92 3— 1 92 5年 ,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92 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

基于对新中国建国方针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考虑,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劳资两利”确定为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它包括保障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方面内容。这一政策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