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物和文化

中国分为南、北朝,是在诸侯割据的五六世纪,南北朝是中国在社会混乱状态中产生了新的精神的时期,从历史上虽然可以概观道教的确立和佛教的扎根,但是从物上观察,更能清楚地发现佛教错综复杂的精神活动和面向新时代的社会苗头,在视觉上可使我们看到深蕴其间,象征精神纠葛的佛教雕刻造形。     

论秦汉社会的“狂人”与“歌舞”之联系

秦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思想对中国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选的。“狂人”与“歌舞”,此两者亦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并无太大关联,但实际上都与秦汉时代的世人精神世界有很多联系。本文试从“歌舞”与“狂”两方面来论述秦汉时代世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时人又将个人情感与精神融入“歌舞”的艺术创作之中,并产生了独特的即兴“歌舞”的特点。     

试论原始宗教的积极作用

大约在200万年以前,地球上真正的人类就已出现了;而有文字的历史则相对较短,直到5000年前,地球上最早的文明才产生。那么,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的精神生活是怎样的呢?宗教,作为原始人类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项羽信义精神与当下社会诚信建设

<正>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和优良传统。两千多年前,楚霸王项羽在楚汉相争中最后自刎乌江,留下千古绝唱,一直被人们关注和研究,各种各样的评价斐然。项羽虽然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败者,但其表现出的豪爽守信、杀身成仁的精神,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项羽的守信精神,对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塔西佗史学初探

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的现实产物,塔西佗史学具有深远宽泛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浓烈复杂的政治伦理意蕴:政治观对其史学创作产生了深重影响,撰述旨趣则与其现实隐忧息息相关。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并进而形塑了其凝重简练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集中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共性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     

信仰与历史的互动：犹太历史发展的神学思考

本文从神学角度探讨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认为犹太民族独特的神权历史观是促成其民族从流散到回归、从分散到集中的根本原因;信仰与历史的互动促成了犹太民族的产生、发展和强盛,信仰与历史的互动是犹太精神的内核和实质。时至今日,以色列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信仰与历史互动的产物。     

从“三代”反思看历史意识的觉醒

人类精神觉醒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为了推进这项研究,我们邀请五位教授,就有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刘家和认为:《史记·三代世表》不包括三代先公和周厉王以后的周天子,这说明它所注重的不再是邦而是真正起作用的王朝。在总结三代历史的基础上,先秦儒家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视为类本质相同的人,认识到人的本质具有二重性,这二重性导致善与不善之间的转化,进而推动着历史的进展。公羊家则把具体的“三代”演化为“三代”周期,认为历史是断与续、变与常、一与多的统一。三代反思反映了历史意识的觉醒。晁福林认为:从思想萌芽到精神觉醒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精神是从“浑沌”的状态中化育出来的;人类精神觉醒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从古至今人类总是处在不断的精神觉醒状态之中;人类精神觉醒又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精神觉醒与精神枷锁的形成往往是同步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精神觉醒以及思想解放的进程永无止境的原因之一。杨适认为:考察人类精神觉醒问题不应局限在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绝非一次性的动作,事实上是总在改进着的,到了世界史的近代和现代,这种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学说,即把关于人的自觉的新发展逐步推进到世界范围和全体人类。杨共乐认为:人类精神觉醒不局限于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也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也不只表现在哲学上,其他许多领域也有精神觉醒的发生。罗马的精神觉醒就表现在协调罗马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行为上,塞尔维乌斯改革就是这种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蒋重跃认为:承认历史是人文的,又是有规则的,这样,历史理性才会产生。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规则的基本内涵。先秦儒家承认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同时,又在历史的变与常以及变常统一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一次突破。本刊特辟笔谈栏目,刊出五位的精彩论述,以飨读者。同时,热切盼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从变与常看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人类精神觉醒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为了推进这项研究,我们邀请五位教授,就有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刘家和认为:《史记·三代世表》不包括三代先公和周厉王以后的周天子,这说明它所注重的不再是邦而是真正起作用的王朝。在总结三代历史的基础上,先秦儒家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视为类本质相同的人,认识到人的本质具有二重性,这二重性导致善与不善之间的转化,进而推动着历史的进展。公羊家则把具体的“三代”演化为“三代”周期,认为历史是断与续、变与常、一与多的统一。三代反思反映了历史意识的觉醒。晁福林认为:从思想萌芽到精神觉醒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精神是从“浑沌”的状态中化育出来的;人类精神觉醒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从古至今人类总是处在不断的精神觉醒状态之中;人类精神觉醒又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精神觉醒与精神枷锁的形成往往是同步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精神觉醒以及思想解放的进程永无止境的原因之一。杨适认为:考察人类精神觉醒问题不应局限在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绝非一次性的动作,事实上是总在改进着的,到了世界史的近代和现代,这种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学说,即把关于人的自觉的新发展逐步推进到世界范围和全体人类。杨共乐认为:人类精神觉醒不局限于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也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也不只表现在哲学上,其他许多领域也有精神觉醒的发生。罗马的精神觉醒就表现在协调罗马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行为上,塞尔维乌斯改革就是这种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蒋重跃认为:承认历史是人文的,又是有规则的,这样,历史理性才会产生。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规则的基本内涵。先秦儒家承认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同时,又在历史的变与常以及变常统一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一次突破。本刊特辟笔谈栏目,刊出五位的精彩论述,以飨读者。同时,热切盼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罗马精神觉醒的政治表现

人类精神觉醒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为了推进这项研究,我们邀请五位教授,就有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刘家和认为:《史记·三代世表》不包括三代先公和周厉王以后的周天子,这说明它所注重的不再是邦而是真正起作用的王朝。在总结三代历史的基础上,先秦儒家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视为类本质相同的人,认识到人的本质具有二重性,这二重性导致善与不善之间的转化,进而推动着历史的进展。公羊家则把具体的“三代”演化为“三代”周期,认为历史是断与续、变与常、一与多的统一。三代反思反映了历史意识的觉醒。晁福林认为:从思想萌芽到精神觉醒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精神是从“浑沌”的状态中化育出来的;人类精神觉醒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从古至今人类总是处在不断的精神觉醒状态之中;人类精神觉醒又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精神觉醒与精神枷锁的形成往往是同步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精神觉醒以及思想解放的进程永无止境的原因之一。杨适认为:考察人类精神觉醒问题不应局限在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绝非一次性的动作,事实上是总在改进着的,到了世界史的近代和现代,这种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学说,即把关于人的自觉的新发展逐步推进到世界范围和全体人类。杨共乐认为:人类精神觉醒不局限于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也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也不只表现在哲学上,其他许多领域也有精神觉醒的发生。罗马的精神觉醒就表现在协调罗马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行为上,塞尔维乌斯改革就是这种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蒋重跃认为:承认历史是人文的,又是有规则的,这样,历史理性才会产生。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规则的基本内涵。先秦儒家承认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同时,又在历史的变与常以及变常统一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一次突破。本刊特辟笔谈栏目,刊出五位的精彩论述,以飨读者。同时,热切盼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民族与宗教关系之浅析

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宗教对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同样,任何一种宗教都以特定的民族作为载体。民族与宗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和成熟

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步。近十余年来,随着国史学界对国史研究基本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出版了一批具有通史性的国史著作、资料性研究著作、专史性研究著作,使国史重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认真研究已有成果,评述国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并提出推进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将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A Usable Past: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issues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have provided a fertile field for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late Victorian era,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scholarship within the academy gave a new dimension to historical debates. The bitter quarrels about appropriate research techniques from the 1860s to the 1890s, among James Anthony Froude, Edward Freeman and John Horace Round, acted as a proxy for the vi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at each historian espoused. After 1870,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narrative focused o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s its primary vehicle. The battle over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represented a surrogate for divergent views about political valu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at sometimes seemed frivolous scholarly skirmishes, therefore, had a much greater political importance. As a result, the long feud had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the eccentric personalities of the participants appeared to indicate. For Froude, the Tudor age of discovery and religious reformation represented the best of English character. For Freeman, a strong Gladstonian Liberal, consensus and continuity over many centuries defined English history best. John Horace Round, a Conservative stalwart, thought that Freeman had slanted his historical conclusions to validate his Liberal politics and reinterpreted the Norman conquest to express his own political beliefs. Thus the quibbles about shield walls and other issues provided a terrain for the real cause of antagonism: different views of national identity that history furnished. Each historian constructed a usable past in order to justify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观——从资料构成、史书编集到观念的形成

与古代埃及和西亚诸国只留下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不同,古代以色列民族具有自己鲜明的历史意识;与古代希腊充满人本精神的历史记载也不同,以色列民族历史观的实质是一神论的神权历史观.他们将对耶和华神的信仰融入对民族历史发展的思考和解释之中,其历史书卷的编写几乎持续了一千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以色列历史成为"历史就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救赎史"的生动体现.     

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研究述评

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是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领域的重要问题。学者们对什么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含义、内涵、特征、功能及如何弘扬与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地方史研究在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地方史研究与国史研究同为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是局部与整体、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地方史的研究是开展国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现在在国史、地方史的研究质量、深度、范围上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如何把国史、地方史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 ,是国史、地方史研究人员同样面临的问题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1

Historia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ought to move beyond national history. In doing so, they often conflate et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rguments against national history. This essay, first, draws a clear line between the ethical and the methodological arguments concerning national history. It then offers a rationale for the continued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in general, and American history in particular, in today's global age. The essay makes two main points. First, it argues that nationalism, and thus the national histories that sustain national identities, are vital to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ies because they ensure the social bonds necessary to enable democratic citizens to sacrifice their immediate interests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essay then argues that new methodological and historical work on the history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has proven that nations are as real as any other historical group. Rejecting national history on critics' terms would require rejecting the history of all groups. Instead, new methods of studyi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have reinforced rather than undermined the legitimacy of national history within the discipline.     

20世纪初年西藏历史研究中学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西藏历史研究也于此时启动,体现了现实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在历史思想方面实践传统的藩属话语体系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变,在西藏历史研究文本中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得以初步确立。     

美国史学界关于内战记忆研究述评

书写内战史有助于美国人内战记忆的形成,记忆的调整又推动着内战叙事的演变。通过南部老兵与妇女的努力,“失去的事业”从一种地方记忆上升为民族记忆。从20世纪开始,这种南部记忆主导了美国史学界对内战史的书写。直到越战后期,学界才从社会文化与政治需要的角度剖析“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兴起及其影响,其研究对象主要为群体记忆、英雄记忆,以战场旧址、军事公墓及其纪念碑为中心的有形记忆场。因服务于国家重聚与民族和解之需,存在多种面相的“联邦事业”记忆被美国人长时期遗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突出黑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学界开始重新评析这一强调联邦统一与解放黑人的内战记忆。总之,美国学界对内战记忆的探究总体遵循“失去的事业”与“联邦事业”这两种叙事路径,但其研究并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从21世纪开始,内战记忆史的研究逐步走向了多元社会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