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介绍几本英文口述史学读本

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的建立,正式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取得了不少成就,而且成为历史学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①近年来,口述史学在中国也有所发     

当代西方史学变革影响下的古典文明史研究

当代史学变革对西方古典文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之研究领域和史料来源不断扩大,研究重心逐渐下移,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日益加强,并在社会文化史的诸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传承与创新、宏观与微观、历史叙述与分析的关系,并处理好历史编纂中精英与大众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从而把古典文明史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试论《柱间史》的史学思想

《柱间史》是伏藏文献中出现较早的一部。相传是吐蕃松赞干布讲述,所以一般也称作《松赞干布遗教》,本文对《柱间史》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笔者认为即使存在书中涉及到的一些神话传说,及书中的部分内容是由后人杜撰的问题,同样不会影响到本书的完整性及可信度。     

论明中叶史学风气的变化

本文通过对李梦阳、陆深、瞿景淳、梁梦龙、卜大有的研究 ,对明中叶史学风气转变的背景、特点作了初步的分析。认为 ,当时史学风气的转变与文学上的复古运动具有一定联系 ,而陆深等人的《史通》研究 ,促进了史家对史学理论的关注和史学批评的展开。梁梦龙等人对史学要义的思考 ,也推动了史学理论的普及。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     

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的产生虽然要晚于史学的产生,但是,几乎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萌芽。古典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史学批评的内容,在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诸多方面大体一致,难分伯仲。总的说来,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不如中国,然而在史学审美方面却比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更系统化、理论化。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古典时期中西史学的地位所决定的     

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戴名世兼古与历史二家于一身,本对其史的一面进行了探讨。章介绍了戴氏的史学理论,突出了其甄别资料的“论世”之说及其对良史产生与“上之所重”的关系的见解;概述了他的史学作的基本内容、艺术成就和史学贡献;分析了他对于“义”,对于“势”,对于明末农民军,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以及他的民族思想,揭示了戴氏的历史观。章还将其古特色与其史学思想沟通起来,认为形成戴氏古愤世疾俗的风格的深层次原因是其民族思想。     

赫西俄德的史学地位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前史学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诗作《田功农时》和《神谱》中所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在西方史学的起源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本人是希腊史学从萌芽状态走向完全形成长过程中的最后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联通古典与现代的一部史学力作——读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

在人类史学发展史上,古代史学遗产丰厚并对后世影响深远。A·莫米格里亚诺将之大致划分为波斯、犹太、希腊和罗马史学等不同类型,并由此追溯了现代西方史学的古典根基。其间,论者着重探讨了古代史学自身的相互影响、古希腊史学内涵特征以及塔西佗影响等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在此意义上,全书深入揭示了古代与现代史学之间具体的历史衍生关联。遗憾的是,论者对史学某些共性特征关注不够,部分论断缺乏缜密的逻辑分析。     

贵州史学界的大家——论王燕玉的史学贡献

贵州沙滩文化的最后传人王燕玉：不固成说,挑战权威,开贵州古史专题研究之先河,对贵州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成绩斐然。但贵州史学界对王先生的观点及研究成果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使得生长于贵州这块土地上的我们自己的史学大家几近湮没。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耿淡如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 ,以治世界中世纪史名闻史坛 ,晚年又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培养本专业的研究生、主编《外国史学史》、译介诸多的外国史学名著 ,撰写学术论文 ,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先行者与奠基者。他关于历史研究的求真精神、史学史的基本概念、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学术批判的工作原则、标本与模型兼备的研究方法等许多真知灼见 ,都是可供后人借鉴的思想遗产 ,也是他对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具体贡献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宋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中唐以后的史家开始重视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编年体史书由此中兴,历史上的二体优劣之争再起。及至北宋,孙甫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同时,宋代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也对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地位推波助澜。以上因素最终导致了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的局面。     

论明焦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史学家 ,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 ,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 ,有益教化风气 ;就史书标准而言 ,他表彰直书实录 ,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 ,不必以人为断”、“贵贱?列 ,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 ;焦肯定了野史的价值 ,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 ,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