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甫史学发微

孙甫是北宋史坛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讲史、论史、私撰史书《唐史记》 ,是引经入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并在效法《尚书》、《春秋》大义的口号下 ,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提供借鉴。他的史学思想及其史学成就对于宋代史学风气的转变和编年体史书的复兴具有重要影响。     

《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褒贬书法通过一定的义例蕴含大义,开后世史书褒贬先河.宋代史书褒贬深受<春秋>书法影响.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形式上多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纪年"冠王于正"、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等;另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和"正统"等.     

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

宋代学术以理学为特色,与之相应,在史书的修纂中形成了义理史学一类,以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为代表,主张在史学中以微言大义为旨,不太重视历史事实的考据.     

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但很少有人将这一发展与史学的普及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对史书体裁、乃至整个史学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学的普及,而编年体史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纪传体日益兴起并居主导地位的东汉以后,尤为突出。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然而,二者不仅在编撰形式上有较大差别,在史学发展中所担当的角色也不相同:纪传史是专业性史书,读者主要是专业工作者和士大夫;编年史则具有更多的普及性,主要服务于一般的读者。可以说,中国古代大多     

宋代佛教史学略论

中国佛教史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佛教史学著作数量丰富,各体兼备,并创造出纪传体、编年体教史和藏经解题目录等新体例。本文考察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状况,指出世俗史学的刺激、皇家对沙门著书的重视与褒奖以及大藏经的刻印与流传是宋代佛教史学繁荣的原因。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考述

本文是对南宋史书《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监》进行的综合考述。首先,对撰者刘时举的生平进行了考索与推测。并对这部史书书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显中兴等特点,通过具体比较,揭示其史料价值。从史学史的角度观察,此书叙事往往首尾回应．体类纪事本末,对编年体史书叙事缺陷颇有补足,可见对编年体史书体裁的创造性拓展。而以史评入书的方式,则反映出南宋史学着作对司马光《资治通监》“臣光曰”以来传统的普遍继承。本文还考察了此书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库全书》本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四库馆臣出於各种目的的改动,以期唤起使用者的注意。     

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综述

中国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中国佛教史书,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繁荣,各种新体裁的…     

《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

中唐以降,封建史学有了新的发展。就史书体裁而言,史评、典志等崛起,突破了纪传、编年陈陈相因的僵滞局面,其代表作为《史通》和《通典》。宋代不但保持了这一势头,而且出现了新变化,即各种体裁相互渗透,彼此汲取长处。司马光修《通鉴》,参用纪传体,叙事集中详赡,多具首尾,使编年体“断烂朝报”的弊病有所改变。范祖禹以编年、史评二体著《唐鉴》,别开生面。宋人认为,提供致治之道,编年体优于纪传。因其详于一国的治乱。但这是通过史实诤谏,难以痛快淋漓。《唐鉴》则以大量评论继于史实之后,具有随时议事的优点,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颇受时人青睐,对后世亦有较大的影响。     

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     

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包括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两个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五德终始说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古史系统和内蕴的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则对于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史学构建的古史系统所蕴含的正统观念,以及以《汉书》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出现,与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日本现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 ,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成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从 2 0世纪 2 0年代后半期到 3 0年代后半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被日本法西斯政府彻底封杀的三个阶段。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派别不仅有本质的区别 ,而且还有许多新的特点。     

略论钱谦益对明代史学的认识

钱谦益指出记注制度缺失、实录流布民间以及官方对本朝重大事件记载失实是造成明代"三史"舛驳的原因。他批评师心自用的俗学,直陈史学界存在的三种谬误,倡导恢复尊经重道、严谨求实的治史传统。钱谦益既效仿郑晓和王世贞辩证明代史事的治学路向,又批评并纠正了两人不少谬误。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联通古典与现代的一部史学力作——读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

在人类史学发展史上,古代史学遗产丰厚并对后世影响深远。A·莫米格里亚诺将之大致划分为波斯、犹太、希腊和罗马史学等不同类型,并由此追溯了现代西方史学的古典根基。其间,论者着重探讨了古代史学自身的相互影响、古希腊史学内涵特征以及塔西佗影响等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在此意义上,全书深入揭示了古代与现代史学之间具体的历史衍生关联。遗憾的是,论者对史学某些共性特征关注不够,部分论断缺乏缜密的逻辑分析。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

后现代主义是 2 0世纪 7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近些年来 ,我国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介绍颇多 ,但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论著则较少。本文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疏理 ,尤其是就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挑战作了认真的探析 ,认为后现代史学的核心是力图动摇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 ,颠覆西方自启蒙以来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     

贵州史学界的大家——论王燕玉的史学贡献

贵州沙滩文化的最后传人王燕玉：不固成说,挑战权威,开贵州古史专题研究之先河,对贵州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成绩斐然。但贵州史学界对王先生的观点及研究成果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使得生长于贵州这块土地上的我们自己的史学大家几近湮没。     

论明焦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史学家 ,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 ,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 ,有益教化风气 ;就史书标准而言 ,他表彰直书实录 ,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 ,不必以人为断”、“贵贱?列 ,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 ;焦肯定了野史的价值 ,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 ,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