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下斗争经历

我是1945年下半年受中共南方局朱语今的派遣来武汉工作的。1946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成立（1947年4月改为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通过关系．我进入了武汉行营机要室文书课任总收发一职。当时,武汉地下党的力量薄弱,经费短缺,靠搜集情报来开展工作。由于我的特殊地位（行营内一切文件都要经过机要室总收发,     

政治视角下的军事情报失误分析

战争中,情报是制胜的关键。政治的复杂性是造成战争中情报失误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系统分析因政治因素造成的军事情报失误,对减少情报失误,提高战斗力有重要作用。     

何成浚设圈套挤走刘文岛

何成浚,湖北随县人。刘文岛,湖北广济人。两人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但因权力之争,互相倾轧。 1929年,何成浚任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刘文岛任武汉特别市市长。本来武汉特别市管辖武昌、汉口、汉阳三镇, 而何成浚却千方百计地活动,最终把武昌、汉阳收为省辖。武汉特别市就随之改为汉口特别市,刘文岛也由武汉特别市市长变成了汉口特别市市长。刘大不满意, 十分恨何。     

缅怀黄埔一期生徐会之先生

解放前曾任汉口市市长的徐会之先生,是黄埔一期生。1937年8月15日,我从军委会政训处派到保定行营政训处(徐会之任该处处长)起,以后调武汉行营、五战区、四省边署、桂林行营、四战区、及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张治中任部长,徐任二厅厅长)等7个高级军事机关,在徐会之先生身边工作6个年头,曾耳闻目睹有关徐会之先生对国共合作、部队团结所做的几件事,分述如次。     

武汉行营侦缉处的特务活动

1930年间,蒋介石为了配合江西“围剿”,曾在武汉行营内设了一个侦缉处,并委派洪门帮会龙头大哥、流氓头子杨庆山为侦缉处长。     

张醴泉为国共两党领袖当侍卫

张醴泉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曾历任国民党武汉行辕联络参谋、陆军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徐州警备司令部代理司令。1949年任西南第二纵队司令时率部起义。1993年去世。 1940年,张醴泉奉调至陪都重庆,当上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官。蒋的一口假牙,便由张负责清洗。每晚就寝前,张醴泉将双手消毒后,从蒋的口中取出假牙,作第一次清洗;次日蒋起床后,再作第二次清洗,即装入蒋的口中;午、晚两餐后,又各清洗一次。张对这项工作做得细致妥贴,使蒋介石十分满意。 有一次,张随蒋由市中心返回林园官邸。所乘小     

缅怀黄埔一期生徐念之先生

解放前曾任汉口市市长的徐会之先生,是黄埔一期生。1937年8月15日,我从军委会政训处派到保定行营政训处(徐会之任该处处长)起,以后调武汉行营、五战区、四省边署、桂林行营、四战区、及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张治中任部长,徐任二厅厅长)等7个高级军事机关,在徐会之先生身边工作6个年头,曾耳闻目睹有关徐会之先生对国共合作、部队团结所做的几件事,分述如次。     

总统府的人事机构和御用人才

在总统府二堂和八字厅之间,有左右对称的两间平房,此处就是国民政府参军处人事室。总统府成立后,人事室改为人事处,处长是梅嶙高,下辖四个科,共有72人,掌管全国人才、包括总统府内任用官员的调查、登记和考核。     

回忆恩施时期的军统湖北站

1938年9月,军统湖北站由武汉撤退至宜昌,在三游洞庙内办公。同年11月,除留一部份内勤人员曾宪立、周时鹏等在宜昌设立临时指挥所外,站部大部分人员由站长朱若愚率领乘民生公司轮船溯江而上,经巴东到达恩施,借用恩施县城北郊区长沙田吕福记(布店)老板私宅办公。站部公开名义为“湖北省保安处第四科”,站长朱若愚以“保四科”科长的公开名义,对外进行业务联络活动。     

中央特科的“满洲麻子”

正1931年4月,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因钱壮飞及时告警,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得以幸免。但顾顺章还是绞尽脑汁出卖党内机密,写出10余万字的《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一书,把中央特科的工作经验和组织构成情况等都奉送给国民党特务机关。该书在提及中央特科第二科时写道,第二科派遣很多人员到各个方面,"所以他们对于全国的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经济方面,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     

在武汉开展情报工作的回忆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正忙于组织力量清理淮海战役的后续工作时．接到党中央“要作好解放武汉的准备工作”的紧急指示。随即,中原局、中原军区作出决定：急需加强和开展对武汉方面的敌情侦察和情报调查工作,以分化、瓦解、打击敌人,为迎接武汉的解放扫清障碍。当时,我在中原局社会部二室侦察科工作,     

抗战初期中苏情报合作内幕初探

抗战初期,苏联政府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了军事情报合作。成立了一所中苏情报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并迅即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开展了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中方的对苏情报合作是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负责的。因为其性质的特殊性与隐密性,这段历史一直尘封至今。对于中苏双方合作建立的这所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历史研究,也就成为空白。本根据作设法搜集到的资料,对其在1938—1939年间的活动初步进行了探索,勾画出了这段历史的一个轮廓,充分肯定了这种合作对中方抗日的价值与意义、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与进行共同研究。     

转折之地:曾国藩在祁门

1860年7月至1861年5月,曾国藩设行辕于安徽祁门,引起诸多争议。当如何看待?祁门是曾国藩及湘军的"险地",又是"福址",在此,湘军由危转安,清政府也同时避免了英法联军和太平军的双重灭顶之灾。此是江南大营第二次溃败后湘军全面取代清朝经制兵,以及地方势力坐大,满汉权势变迁,洋务运动发轫的重要历史起点。     

湖北省政府西迁与还治

60年前,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武汉的紧急时期,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先后西迁宜昌和恩施,建立湖北地区的后方抗战基地。1937年11月,日军进攻上海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为适应新的形势,湖北、湖南、安徽、贵州四省政府改组。在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被调离,由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港接任。由于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必进攻武汉,何成港不得不主动考虑省政府西迁的问题。12月9日,他得知宜昌旧镇署房屋被第133后方医院借用后,即电宜昌警备司令蔡继伦,指出,“本府将于必要时在宜昌设置行署”,“旧镇署房屋希保留备用”,“禁止…     

由“中美合作所“引发的二三事

何蜀先生的《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刊2002年第7期《书屋》)一文,澄清了历史上的一个是非,即所谓“中美合作所”。它不是“白公馆”或“渣滓洞”的同义词,它不过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一个合作的军事情报机构而已(相似的还曾有过“中苏情报合     

敌人是怎样破坏挺进报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重庆行辕二处临时派遣邮检组长曾庆回以“督察”身份在沙坪坝邮局进行信件检查。邮差曾泽霖有一次在重庆大学邮件中,发现了一份《挺进报》,收件人是“重大学生自治会”,没有发件人的地址。曾庆回一看内容,原来是共产党的宣传品,因而扣送二处。不久,邮政总局的邮检     

与魔鬼打交道的抗日将领张振国

抗日战争时期,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战区、第九战区军事情报工作的张振国是一位风云人物。身为少将衔情报处长,他冒险犯难,神出鬼没,几次负伤,死里逃生。1940年宜昌会战结束后,张振国离开恩施,伪装成伪军的日军顾问岛田少将的仆从,顺利抵达沦陷区汉口,开展起了颇具传奇色     

回忆我在407部队所从事的情报工作

1948年秋太原战役开始时。我在407部队做情报工作。407部队是华北十八兵团参谋处侦察科直属的一个半公开性的情报机关,直接与太行909、晋绥榆次办事处、晋阳工作团以及各地、县敌工部联系,搜集敌情与作战动态,可以说,它是军队首长指挥作战的耳目。日常工作由参谋处欧阳处长、侦察科张科长具体领导、布置,情报经我等研究汇总后报兵团参谋长陈漫远审阅处理。     

重庆市政府等筹划武汉迁渝女工处置办法史料一组

厂矿迁川期间,内迁的工厂先迁至武汉,后再迁至四川,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工由武汉迁渝。本组史料即是重庆市政府与工矿调整处等之间关于处置武汉迁渝女工办法的来往函件。     

挽孙中山联中的政坛恩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次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公园辟为停灵之所。3月14日,段祺瑞执政府召开非常国会会议,通过了为孙中山举行国葬议案,并由财政部拨出治丧费10万元。在中山先生停灵祭吊期间,约有数十万人前往中央公园公祭,表达哀思怀念之情。据治丧处统计,仅于月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