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

"宋案"是由多个情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复杂案件,杀宋是最后一个环节。杀宋之意产生于袁世凯主导、赵秉钧参与的洪、应构陷"孙黄宋"计划失败之后,造意者为洪述祖。洪与赵关系并不融洽,因此他不可能将杀宋计划告赵,加之赵在宋被刺前多日已将"应密"电本交与洪掌管,故赵对洪、应图谋杀宋并不知情。洪、袁关系极为密切,洪曾试探袁是否同意"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被袁拒绝,洪遂转而以子虚乌有的"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诱使应杀宋。故洪实为"刺宋案"唯一主谋。袁虽与刺宋无直接关系,但由于案发对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极大冲击,一旦宋案其他情节再曝光于法庭,对其将更不利,故他明知洪为杀宋主谋,仍故纵其至青岛德国租界,明知赵与杀宋无关,仍竭力阻止其到沪自证清白,洪因此得以暂时逃脱严惩,赵则牺牲了个人声誉,成为袁的"挡箭牌"。     

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

宋案中赵秉钧的形象,实际上是由袁世凯、国民党、当时舆论及后来研究者多方扭曲、误解而成的。就事实来看,赵秉钧绝非宋案主谋。其致洪述祖、应夔丞函完全不针对国民党,其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也无对付国民党目的。他曾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但又中途退出,并将“应密”电本交给了洪述祖。洪、应后来策划杀宋,赵并不知情。说他为“长保”权位而杀宋则是个伪命题,因宋教仁被刺,适逢临时政府期限将届,不论有无刺案发生,赵秉钧都将卸任;而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对赵秉钧而言非但不是威胁,反而是机会。宋被刺后,赵欲辞职自证清白,因受袁与总统府人员、部分国务员以及一些舆论反对而未果;赵拒绝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背后也是袁世凯在起作用。但袁所为也并非因为他是杀宋主谋,而是为了防止宋被刺给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进一步冲击。故可以说,赵其实是以牺牲自己的声誉为代价,维护了袁的利益。袁没有理由将赵毒杀,事实上,根据医学检验报告,赵也是病死而非被毒杀。百年宋案谜团不能解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赵秉钧被严重扭曲、误解的本来面目未能得到还原。     

“宋案”中之袁世凯——何曾主谋刺宋

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实际上,宋案是由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构陷"孙黄宋"、低价购买公债、刺杀宋教仁等多个环节次第演进而成的复杂案件。袁世凯主导了前三个环节,但与后两个环节无关。不仅原始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政情也表明袁世凯无刺宋必要。赵秉钧卷入了前三个环节,但同样与后两个环节无关。洪述祖和赵秉钧关系并不融洽,但和袁世凯有特殊关系,他与所有环节都有重要关系,刺杀宋教仁更是其擅自唆使应夔丞所为。案发后,袁世凯之所以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又阻止赵秉钧出庭自证清白,并非因为他是刺宋主谋,而是因为他要防止宋案其他案情在法庭公开,从而给本已受到冲击的正式大总统竞选造成更大影响。     

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

"刺宋"计划首由应夔丞明确提出;应之提出"刺宋"是因为受到了北京的暗示,并得到了认可和准许;赵秉钧对于"刺宋"是一种有限的参与,即他对其中的若干环节可能并不知情;袁世凯是"刺宋"计划的幕后总策划人,他处处留"情",多方设"意",并把整个计划分成若干互不统属的部分、环节,由不同的人分别执行,最终促成了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发生。     

民国史上著名的祭文

宋教仁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后,为第一届内阁即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由于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宋与唐绍仪等愤而辞职。1912年8月,宋教仁协助孙中山,黄兴组建国民党,代理干事长,为实际负责人。在第一次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奔走呼号,到处宣扬责任内阁制主张,争取议会斗争,遭到了袁世凯的忌恨,命其爪牙,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收买凶手将宋教仁刺杀。“宋案”惊醒了沉醉于实业迷梦中的孙中山及革命党,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从而发动武力讨袁,进行了“二次革命”和讨袁战争。     

“宋案”嫌犯应夔丞的绝妙“供述”——“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吿文”解读

宋教仁被刺后,应夔丞有一奇怪举动,向国务院寄出一件自造的题为"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的油印品。仔细研读"宣告文",可发现其中暗藏诸多玄机。"宣告文"所云判决宋教仁死刑之特别法庭"陪审员薛圣渡"之名,系由应夔丞妻姓"薛"和应夔丞祖父名"圣渡"组合而成;"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之名,系由应夔丞母姓"叶"与应夔丞早年所用名"义衡"组合而成。应夔丞以"代理主席、副法官"自称,并以"京江第一法庭"名义寄出"宣告文",则暴露了杀宋主使人来自北京,具体讲就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同时,"宣告文"内容又隐含陷害陈其美主谋杀宋之意。应夔丞本想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达到既掩饰杀宋罪行,又嫁祸于人的目的,不料"宣告文"适成为其与洪述祖合谋杀宋的绝妙"供述",只可惜当时及后来研究者均未发现其中奥秘。     

论《陆士衡文集》之《宛委别藏》本

《陆士衡文集》的宋刻本已经不存，今所见者有明代陆元大翻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影宋钞本。影宋钞本原为鲍廷博珍藏，曾经赵怀玉、卢文招等校勘。嘉庆年间阮元寻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进呈，即所谓《宛委别藏》。现以其中的《陆士衡文集》与影宋钞本以及赵、卢诸家校语对勘，可发现其相似程度极高，故该集应即据影宋钞本再度影钞。明乎此，对於陆机文集的整理自属必需，也有助於增加对於《宛委别藏》的了解。     

赵孟頫《洛神赋卷》鉴识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斋"、"水晶宫道人"、"欧波翁"。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其四世祖赵伯圭是宋孝宗胞弟,被赐第湖州(今属浙江)。其父赵与訔官至户部侍郎。他于宋理宗宝祐二年     

宋教仁被刺的历史悬案

2013年,适逢宋教仁遇害百年。1913年3月20日晚22时45分许,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启程北上时,在沪宁铁路上海站遭枪击,腰部中弹,随即被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抢救,22日凌晨不治身亡。对于"刺宋案"幕后凶手,后世史学界大约有三种说法。     

《赵正书》研究

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赵正书》记载秦始皇临终接受李斯的建议,立胡亥为后,以及胡亥杀群公子、杀李斯等事,与《史记》等有相合之处,但立胡亥为后与《史记》所述沙丘之谋,则差别甚大。学界目前多倾向于仍然相信《史记》的记述。本文先从《赵正书》所述胡亥"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及湖南益阳兔子山二世元年文告中发掘有价值的史料,指明《赵正书》有可信度;进而考察秦始皇晚期的统治术及汉初的统治术,指出胡亥模仿秦始皇,而与扶苏不同,其统治术更合于当时情景,所以其继位是有合理因素的;最后分析《史记》中的有关记事,指明《赵正书》有可信性。当前的材料或许还不能让学界都信《赵正书》而不信《史记》的沙丘之谋,但是至少可以纠正只信《史记》而不信《赵正书》的倾向。     

“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

蒋介石为何暗杀杨杏佛,"杀杨儆宋"说曾长期流行,照此杨成了过渡的工具,成了用以警示并可替代的牺牲品.其实"杀杨"是必然的,此举并非针对宋庆龄,主要目的是要扼杀民权保障同盟,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况且动机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个人原因也很重要,即具体暗杀对象与被选个人的情况有关.在蒋介石眼里,杨是一大祸害,他曾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现又为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到处营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有如此"前因""后果"的考虑,民权保障同盟中最能干最起作用的杨杏佛自然便成了被暗杀的首选.杨杏佛被杀的动机和原因究竟如何,关系对他的评价能否如实到位.     

“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

"韩侂胄事迹"可分为两个层次:韩侂胄被杀之前,其内容以"定策"事迹为主,褒扬其功绩;韩侂胄被杀之后,其内容以"冒定策功"、"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为主,否定其拥立、北伐的事迹。在前一阶段,"韩侂胄事迹"被放置在国史日历所,是韩侂胄政治地位的体现,并备修史之用。在后一阶段,史弥远及其支持者依托国史日历所"改正韩侂胄事迹"。因掌权者仍是史弥远一派的势力,经过此次"改正"的"韩侂胄事迹"被实录、国史所因袭。以"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官方史书编纂与政局变化的互动关系,并成为我们观察晚宋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     

袁崇焕南明平反事迹考

正一序言袁崇焕是明清战争史上的一大悲剧人物。作为一位对国家赤胆忠心且战功赫赫的疆场统帅,他却被明思宗崇祯帝以"谋款谋叛"之名残忍磔杀,酿成明末一大历史冤案。由于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因而后人誉其为"东莞岳飞"。然而,在当时人看来,袁崇焕之死并非冤案。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明人"无不訾其卖国者",极力批判、詈骂袁崇焕的言论充斥于明末清初的私史稗乘。这种情况直到清初修明史才发生根本性改变。清代史家赵翼指出,袁     

编者 作者 读者

《文物》1977年7期《福州市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读后有些感想: 1、买地券文中"福州怀安县人座乡观风里,殁故黄氏五二孺人。""人"乃"八"之误。据宋梁克家《三山志》,八座乡属怀安县。又,"或有无道思神","思神"应是"鬼神"之误。 2、结语据黄昇墓志:"黄氏,字昇。第五十二将仕郎赵与骏称德之妻",说"赵与骏号称德,排行五十二",称德应是赵与骏的字,福州鼓山有赵与骏的题刻。五十二应是黄昇的排行,从上买地券也可以证明,唐宋人多以行第称,女子亦然。 3、结语说黄朴为侯官人,买地券说其女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程德全研究论文综述

程德全积极抗俄、舍生不屈,又打压义和团;身为晚清重臣,又挑瓦反正;公布宋案内幕,又反对讨袁。其人颇具争议,值得研究。而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尚不多,基本集中在其黑龙江和江苏两个时期。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论文进行梳理、总结,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程德全本人,并挖掘出程德全研究的新观点。     

黄庭坚的笑罪

正大宋是士大夫的天堂,据说。据说大宋祖宗立了祖宗成法,其中一条是:不杀言官。有这一条,后代士人欢喜不尽,相约不逃深山,要跑大宋去;跑到大宋去,只是挨批一二个耳光,被踢三两回腿脚,不会遭遇铡刀砍脖子、子弹穿(腮)帮,老命是无虞的。嗯哪,扑通,扑通,谢主隆恩,深深感谢大宋不杀之恩。说一件诗人黄庭坚案子,这案不好归类文字狱(说大宋有文字狱,会让崇宋派向我掷笔锋),却也跟文字有些关系。神宗翘了辫子,按惯例一要给他修     

“宋案”后孙中山、黄兴政见新析——与冯祖贻同志商榷

一、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冯祖贻同志所撰的《1913—1916年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的剖析》(载《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一文,在论证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以武力对付袁世凯”,其“革命坚定性”“是黄兴难以比拟的”时,主要引用了孙中山在此事过去两年后写给黄兴的信和10年多后的演说,以及陈其美于1915年春写给黄兴的信,作为依据;而在说黄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主张法律解决”时,却主要引用了黄兴当时发出的《讨袁通电》等,作为自己评说的凭证。     

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

百年来,袁世凯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民元"北京兵变"的主谋,然而却没有一条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刘成禺《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是一条假材料。而透过其他许多可靠材料,可以看出,南方在永久首都和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妥协,因此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亦可看出,袁对南下就职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起初因有后顾之忧不愿立刻南下,而后随着局势变化,逐步变为积极行动,只不过由于袁克定等突然发动兵变而中止。至于袁克定等之所以要发动兵变,阻袁南下,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会因袁南下就职而受到损害,而不能像袁那样从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考虑问题。从最终结果来看,袁世凯固然是兵变受益者,但因兵变失去控制,由"政治性"兵变演变为"真性"兵变,并蔓延到其他一些地方,导致袁在国人及外交团心目中的威望遭受重创,从而对南北合一后新政府的建立和运行造成一定影响。     

汉代“弃市”与“殊死”辨析

学界主张秦汉"弃市"为绞刑的观点值得商榷,说者对简牍与文献依据多有误识。如放马滩秦简《墓主记》所言丹"自刺矣,弃之于市",应释为自杀身死后被抛尸于市,而非在市场处以绞刑。汉代死刑的常用刑种应为枭首、腰斩和弃市,斩首包括在弃市刑种之内。《后汉书·吴祐传》载毋丘长"投缳而死"是在狱内缢决,属于优待特例,并非绞死于市。汉代弃市为斩首的证据除了《周礼》郑注还有孔融子女被杀等史料。"殊死"既是刑名也是罪名,代表谋反大逆等特殊、尤重的死罪,处决方式主要为腰斩、枭首,间或有弃市、下狱死等;平常少被赦除,并要株连父母妻子,即族、族诛,是其区别于普通死罪判罚的基本特征。     

詹师富起义与《正德敕谕》

詹师富起义,于明朝正德年间,爆发于福建省南靖地方大帽山区。起义历时年余,活动于江西、福建、广东交界之地。明朝政府调集了大量的军队,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亲自统兵镇压。起义军被镇压后,明朝皇帝对镇压起义“有功”人员颁发了“勅谕”,表彰其“功绩”。这个“刺谕”反映了起义军一些活动。故将这次起义与“刺谕”有关情况简述之。一明朝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日趋腐朽,英宗(正统)时,太监王振专权,把持朝政,排斥异己,爪牙遍及各地。福建参政宋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