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嘎曲德寺怙主护法殿绘塑图像初探

贡嘎曲德寺怙主护法殿是寺庙建造者同时也是萨迦贡嘎派创派祖师贡嘎南杰的个人修行场所,因此该殿的绘塑作品最为直接地反映了祖师个人的思想和意愿,也概括了萨迦派最为核心的教法。同时,由于贡嘎南杰与钦则钦莫的师徒关系,因此该殿的壁画最有可能直接反映了钦则画派的艺术特征及萨迦派的核心思想。作者通过对怙主护法殿内绘塑作品图像的研究,结合相关文献,尝试还原殿内绘塑面貌,并对图像内容进行辨识。     

西藏阿里地区皮央石窟护法殿壁画考察报告（下）

本篇着重分析了皮央石窟IV区32窟(护法殿)壁画中萨迦派及俄派祖师传承以及护法、供养场景,综合探讨了壁画年代、艺术风格及教派影响范围,认为此窟壁画的绘制年代在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具有藏中地区艺术风格,反映出当时萨迦俄派在西藏西部普兰、古格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     

西藏哲蚌寺措钦大殿二楼十六罗汉壁画初探——兼论与清宫同一题材唐卡之间的关系

哲蚌寺协热拉康殿十六罗汉壁画是五世达赖喇嘛下令、由清初西藏官方艺术流派创作的重要遗珍之一,与清代宫廷作品关系密切,但迄今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本文根据壁画图像和题记,结合当时的历史文献,认为壁画为1654年哲蚌寺措钦大殿扩建时期的作品,由曼塘派和钦孜派的五位重要大师领衔,按五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之令创作而成。通过文献和图像比较可知,十六罗汉壁画不仅与钦孜画派明代重要遗珍的贡嘎寺壁画具有直接渊源关系,主要出自钦孜派画家之手,而且与故宫博物院现存清宫佛日楼同一题材的唐卡藏品在风格上有着密切的关系,系清代西藏地方与以宫廷为首的内地藏传佛教艺术之间大规模、频繁互动的重要例证之一。     

四川理塘县麻通寺元末塔殿壁画调查简报

通过对四川省理塘县麻通寺小殿壁画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可知该寺疑由萨迦派大师达尼钦波桑布贝建于13世纪末,现存小殿原为塔殿,其内壁画应绘于元末。题材主要为无量光佛西方净土、释迦牟尼佛与十六罗汉、六胜二庄严,以及药师七佛曼荼罗。其中,十六罗汉按克什米尔班智达释迦室利跋陀罗的传承绘制。风格在体现出元、明时期浓郁的尼泊尔艺术元素的同时,展示出一些本土特征,及与以北京为首的内地藏传艺术之间的联系。现存壁画对于尼泊尔艺术元素在元末明初的传播、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萨迦派和噶举派的活动等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夏观无量寿经变中的音乐史观察

榆林窟第3窟主室南壁中部所绘西夏时期观无量寿经变是敦煌石窟中具有鲜明特征和风格的经变画,以音乐视角观察,该经变画所绘乐舞图像既有对前代经变画内容、形式和布局的继承,又有其特殊性的呈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全新乐舞形象的出现,与其他西夏乐舞图像间的一致性以及对西夏音乐史的反映.本文通过对该经变画各类乐舞图像的调查、梳理和考证,将研究结论与乐舞图像的特殊性相结合,在敦煌石窟西夏时期乐舞图像和西夏音乐史研究方面形成新的观点和补充.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图像改动现象探析

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武安王徐显秀墓图像存在数处改动：墓室正壁墓主夫人画像右眼部位的改绘,属于壁画创作过程中的技术性调整;石墓门的两件门扇下方以彩绘神鸟覆盖青龙、白虎浮雕,则显示对原有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的完全否定。从技术和礼仪角度对上述改动现象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墓葬图像的性质,区分墓室空间与墓道空间的功能差别,揭示丧葬实践与制度条文的差异,并推测出徐显秀墓修建过程较为仓促。     

藏事宝典

唐卡的三大画派唐卡是指流行于藏区的一种宗教卷轴画,通常绘于布帛与丝绢之上,是西藏地方绘画的主要形式之一。唐卡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以勉唐画派、钦则画派和噶赤画派最为突出。勉唐画派又译称“门赤画派”,是藏区近代影响最大的绘画流派,以拉萨为活动中心,主要流行于卫藏地区。该画派因其创始人勉拉-顿珠嘉措出生于勉唐（位于今山南地区）而得名。     

禹之鼎《王翚骑牛南还图》考略

世传清初著名画家王翚的肖像不止一幅,但真正能够反映其形神的作品,是与他相识多年、以肖像画称著的禹之鼎所绘《骑牛南还图》。本文通过叙述王翚请禹之鼎创作《骑牛南还图》与遍邀名流、友朋题诗的情况,阐释了像主和创作者各自的企望,同时,画家对像主还乡心情的体会深刻,也终令画作得以完美呈现。     

11-15世纪佛教艺术中的神系重构（三续）——星曜佛母与周边神祇

目前寻得的中国材料显示,根据《圣曜母陀罗尼》及相关仪轨创作的曼荼罗出现在12-13世纪,而星曜佛母形象则至迟出现在14世纪上半叶,尚存于15世纪上半叶西藏江孜白居寺祖拉康与吉祥多门塔绘塑等作品中。图像分属两个体系,可追溯到不同的传承,在西藏还出现新的面貌。星曜佛母法事的根基在于诵咒供养诸曜,祈世寿平安。该咒常与数种陀罗尼合抄,而作为陀罗尼化身的星曜佛母则因此与其他同样职司护佑的女神形成多种组合。继续往前追溯,在更早的印度文化中或可发现其原型;而向后发展,她与中国内地崇奉的斗母又有所牵连。其创造与改造的历程,是当时神系演化的一个缩影。     

敦煌莫高窟皇庆寺碑原址考——兼谈皇庆寺与莫高窟第61窟、94窟之关系

1819年徐松游历莫高窟,在所著《西域水道记》卷三中记载"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此碑今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碑名《重修皇庆寺记》,立碑时间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莫高窟第61窟所塑主尊为文殊菩萨,后壁通壁绘五台山图,故又名文殊堂。许多学者依此认为"文殊洞"即为第61窟,进而推断甬道壁画为元代重绘。本文考察相关资料,认为徐松所载之"文殊洞"乃今之第94窟,皇庆寺碑至迟到清代还立于该窟内,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才搬离此窟,因此徐松所记的"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不能作为探讨第61窟甬道壁画年代和风格的依据。同时,根据此碑所在的位置,本文对皇庆寺寺址的有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乾隆朝清宫十八罗汉唐卡名相解析

藏、汉两地佛教经典及佛学之传播,直承印度晚出之大乘佛学,但罗汉信仰却在两地佛教中均占一席之地,尤其是于汉藏两地家喻户晓的十六罗汉(后演绎成十八罗汉),不仅与佛和菩萨一样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而且以之为题材的绘塑作品更是广泛流传,及至帝廷内苑亦多有供奉收藏。清乾隆时期为安抚蒙藏势力而极力推崇藏传佛教,此信仰尤以宫中为盛,帝室庋藏、绘制及供奉有大量藏风浓郁的十六或十八罗汉唐卡组画,其名称、图像特征、排列顺序乃至绘画风格等与清官旧藏的内地各派罗汉图相比,同中存异。乾隆帝及藏传佛教大师们在对藏密佛像进行大规模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同时,也涉及了汉藏两地十分流行的十六、十八罗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乾隆时期清宫特色的十八罗汉图像标准。     

试析蔚县东坡寨壁画墓的年代

东坡寨壁画墓位于河北蔚县杨庄窠乡东坡寨村南,为保存状况较好的砖砌单室墓,发掘者将其断为辽代墓葬。该墓墓壁与墓顶衔接处使用菱角牙子砖的做法最早发现于金代,墓内的仿木结构与元代初期墓葬最相似。宋、金、元时期的墓主夫妇像,经历了从只有桌椅无人物到墓主夫妇隔桌而坐,再到桌子消失夫妇并坐的演变过程。东坡寨壁画墓中墓主夫妇像为夫妻比肩并坐,在图像布局和细节两方面都具有元代的特征。因此,该墓年代应为金末元初时期。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新考——以莫高窟第61窟为中心

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史无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故宫博物院藏《维摩演教图》的图本样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是针对故宫博物院藏《维摩演教图》图本样式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该图是在唐代《维摩变》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作品突出维摩不二、天女散花的形象,体现了北宋后期以来文人士大夫的信仰和情感;2、图中文殊一侧的会众中,除菩萨及青毛狮子外,还有善财童子、佛陀波利、文殊化现老人和于阗王,他们以文殊使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场法会中;3、从文殊使者进入与文殊相关题材图像的时机,以及该图与《降灵文殊、普贤像》中部分图像样式的相似上来看,二图创作的时间应接近,因此金维诺、方闻先生认为该图绘制于金是有道理的,二图对《新样文殊》的利用、改造,反映了南宋时代(包括金、西夏)宗教画创作观念的变化。     

故宫博物院藏《维摩演教图》的图本样式研究

本文是针对故宫博物院藏《维摩演教图》图本样式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该图是在唐代《维摩变》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作品突出维摩不二、天女散花的形象,体现了北宋后期以来文人士大夫的信仰和情感;2、图中文殊一侧的会众中,除菩萨及青毛狮子外,还有善财童子、佛陀波利、文殊化现老人和于阗王,他们以文殊使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场法会中;3、从文殊使者进入与文殊相关题材图像的时机,以及该图与《降灵文殊、普贤像》中部分图像样式的相似上来看,二图创作的时间应接近,因此金维诺、方闻先生认为该图绘制于金是有道理的,二图对《新样文殊》的利用、改造,反映了南宋时代(包括金、西夏)宗教画创作观念的变化。     

轻素结玉盒——元代范文虎墓玉贯耳壶的考古学观察

玉贯耳壶是元代范文虎墓中出土的精美玉器之一,自公布以来备受关注。该贯耳壶不但质料上乘、工艺精湛,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与同墓出土的玉素面带具、玉虎钮花押等一起,成为已往研究元代玉作的标准器具。同墓中的相关文物不仅说明墓主范文虎入元后曾进入国家高层核心官僚体系,并且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范氏个人的艺术品味。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证明玉壶的准确命名应该是"玉贯耳壶";同时结合范氏特殊的身份,可以认为这件玉贯耳壶是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玉作高手的一件杰出作品,功用则是盛放香料。当时文人官僚普遍有追随"文雅好古"的风尚,并从"仿古、摹古"到"习古",由此也揭示出宋代到元代仿古玉容器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嬗变的原因。     

益门二号春秋墓文化属性再析及墓主新考

益门二号春秋墓规模虽小,但出土随葬品丰富、规格高,与同时的诸侯王墓相比毫不逊色。关于墓葬中器物的文化属性和墓主人（族属）问题,学术界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笔者认为墓葬中的金属器除了一件三翼有銎铜镞为北方系青铜文化典型器之外,其余的金、铜、铁器均属中原系秦文化的典型器物。而81件组的玉器分为秦式和楚式两种文化。大量楚式玉器为什么会入秦,因楚式玉雕发达、秦楚毗邻,当时关系友好,交往交流较多的缘故。关于益门二号基主人问题,笔者认为,由于该墓出土器物与凤翔秦景公大墓出土器物时代相同,其精关程度有过之无不及。联系秦景公的弟弟后子锇,他虽然位居公子,但文献却说“如二君于景”,可见其地位显赫,流亡晋国时,尚能带车千乘,足可证实其富可敌国,秦景公死后,公子娥回到了秦国,哀公既不可能对其加以重用,也不能将其置于死地,剥夺其政治地位,保留其财富应是最好的选择。因此,益门二号墓主人不应是西北戎王,也不可能是庶长类的高级贵族,为公子锇最为合理。     

论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与归属——兼谈孙吴时期的不归葬

通过对墓葬要素的通盘考察和综合分析可知,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该墓的平面形制取法鄂城地区,随葬明器则多见江浙地区文化因素,故其丧葬文化兼具鄂城和江浙地区特色.马头墓墓主来自江浙一带,是对其丧葬文化特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江浙人士葬身都城以外的他乡之地,在孙吴时期并不鲜见,是孙吴不归葬的真实体现.孙吴不归葬的原因不止是"戎事军国异容"的时局,更在于统治者的强烈忧患意识.马头墓的年代调整为孙吴后,江西地区孙吴、西晋墓葬在模型明器之有无上的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江浙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反映了西晋一统后南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三川土族婚嫁仪式的文化内涵

婚陶问题可以折射一个民族的诸多文化信息.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南部的三川土族①民众婚姻形态上表现的文化现象则突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由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认定为“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土族婚礼等仪式,不仅是该民族宗教、文化、生活习俗、民族精神的反映,也是研究该民族文化形态和审美心理的重要依据.因此,从三川土族婚嫁仪式这个表达方式透射的文化信息中厘清其中的深层内涵,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