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国会的活动及其原则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会是国权的最高机关,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这就明确了日本国会的性质、地位和立法的作用。日本国会首先是国权的最高机关,同时又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是国权最高机关的部分反映。日本国会是资产阶级的代议机关,是资产阶级实行政     

论日本国会的立法程序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第四十一条)。这说明作为立法权主体的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其所以规定国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具有两层意思,第一、表明立法这种国家作用由国会独占(日本称之为国会中心立法原则);第二,国会的立法作用与其他机关无任何关系(日本称之为单独立法原则)。作为国家作用的立法,又分为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种。所谓形式意义的立法,是     

论日本国会法的制定及其修改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是在国民主权原理基础上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第四十一条)。作为“国民代表”机关的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构成(宪法第四十三条),“内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负连带责任”(同上,第六十六条三款)。日本明治宪法下的帝国议会,是在十九世纪德国“立宪君主制”的影响之下,     

几个国家法律制定程序的比较考察

立法(制定法律)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活动。国家机关在其职权的范围内,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即是立法。立法权一般由国家权力机关议会行使。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58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或国会手中。立法机关为了保证立法的质量,严格规定一个合理的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各国无不重视法律制定程序。法律制定程序一般为:提出法律草案、委员会审查、大会全体会议讨论、表决通过这样4个阶段。现在,分别考察如下。     

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

1985年间,我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与他多有接触。每次开会之前,我熟识的那位大姐（会议秘书处长）都要向彭真递上《宪法》单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正>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造成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累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所以,我们当今的政治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大步。《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62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15项职权;第63条有罢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权力。     

代议制在中国的厄运

盛行于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政体,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主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是三权分立,组织形式是设立国会,其职能由宪法作保证。根据这种制度,在国民普遍选举的基础上产生代表民意的代议士(议员),组成拥有国家最高权利的代议机关——国会。国会具有立法和组织内阁监督政府的职能,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政府则对国会负责。代议制在限制行政机关权力过分庞大,防止野心家专制独裁,调节资产阶级各派系之间的关系,维护资产阶级的根     

不可撤销的修正案：内战前夕美国国会制定的《科文宪法修正案》

<正>美国内战爆发前夕，面对下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造成的联邦分裂危机，在妥协派国会议员的呼吁下，第36届国会第2次会议闭幕前一周，联邦国会匆忙通过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承诺永久维护蓄奴州的奴隶制。该条修正案规定：禁止未来制定任何宪法修正案授权国会废除或干涉各州的内部制度，包括奴隶制度[《国会议事录，第36届国会第2次会议》（CONG.GLOBE,36TH CONG.,2D SES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会议事录办公室1861年版，第1236页]。这种规定意味着这条修正案永远不得撤销。     

保障言论自由先落实消极自由

言论自由的规定,在《宪法》里是第35条、第41条。有人半开玩笑说,中国《宪法》比美国的宪法还要好,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克减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中国《宪法》第35条是消极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第41条是积极自由(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关键在于能否落实。     

设立香港终审法院的中英谈判

从伦敦枢密院到香港终审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是中国在“一国两制”国策下对香港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安排,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体现。     

胡乔木与审计监督制度的确立

胡乔木参与制订的1954年宪法,没有关于审计监督制度和机构的规定。当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跟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绝然不同。所以,只以苏联宪法为蓝本,没有去查其他国家的宪法资料。1975、1978年两次修订宪法,依然没有引起对审计监督工作的注意。1982年修改宪法,胡乔木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他查看了外国的宪法,发现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和设立审计机关的规定,而且审计机关的地位很高,有的直属总统,有的直属国会,审计长的任期长,地位相当于大法官。审计工作独立,任何人都不能干预。胡乔木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浅论文物法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物和其他重要历史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物的法律、法规。物法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广义的物法是指国家和地方各级立法机关制定的所有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伪满《组织法》解析

伪满洲国成立后很快构筑了基本法体系。伪满基本法中,规定政府机关职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组织法》处于核心地位。本文重点分析了《组织法》对傀儡政权的政治设计。作者认为：日本殖民者设置“参议府”是为了防止立法权和行政权出现独立的倾向;虽然《组织法》包含着权力分立的原则,但实际上立法权、监察权均是行政权的点缀;伪满政权立法迅速,但并不周详,《组织法》的个别条款存在混乱和矛盾。     

朱维群：“中间道路”的本质是分裂我们国家和民族

甲日&;#183;洛迪一行到北京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文字列出了有关“真正自治”的各项条款,把中央的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对立起来,否定、限制和嘲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立法权威,甚至企图由国外分裂主义集团来修改《宪法》,从而实际拥有相当于独立国家的权利。     

十么是法治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经修改的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基本治国方略之郑重确立,“法治”一词之首度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和宪法之中,在法律界引发热烈的讨论,学者们纷纷从法理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论证,包括就法治及相关概念进行深入的探究,各抒己见,笔者未能深度置身其中,这里仅略陈管见。     

对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几次修宪,公民私有财产权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我国宪法第12条中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3条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问题。由此可见,完善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对于在调动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乡镇人大工作现状探析

乡级政权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基层处。依宪法九十六条规定,乡镇地方国家权力由乡镇人大行使,这是基层政权运转的根本依据,也是民主宪政思想在基层得到制度性落实的体现。但在实践中,当前乡镇人大的法律地位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没有得到真正发挥,与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乡镇人大工作成了我国人大制度建设体系中较为薄弱的一环。针对我国乡镇人大制度建设中的现状,本文试作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现状分析(一)对乡镇人大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乡镇人大每年例行召开1…     

美国早期政治中“98年原则”的形成——以弗吉尼亚州为个案

“98年原则”是美国早期州控制国家的一种方式,即制定宪法契约的各州有权废止违宪的联邦法令,通过这种对抗性的行动,州可以阻止国家持续的权力扩张,维护自身的保留权力。弗吉尼亚州的政治精英从一开始就警惕国家权力的增长。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宪法的反对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限制国家权力,明确宪法的解释规则,以维护弗吉尼亚的安全。宪法支持者的保证为“98年原则”奠定了宪法论辩的基础。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迫使弗吉尼亚共和党人思考怎样进行反抗的问题,而通过州政府抵制联邦政府是重要选项。在更严重的宪法危机面前,他们最终提出了“98年原则”,宣布州有权判定联邦法令违宪。“98年原则”深刻地反映了美国早期以州为核心的宪法秩序,意在维护州层面的公民自治,严格限定中央国家的行动范围。     

西方民主的起点模式——1688年英国分权政体剖视

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部门彼此分立、相互制衡;三种国家机构相辅相成,谐调运行,这是近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一般政体模式。资产阶级为寻觅适合本阶级需要的统治形式,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史跋涉。先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首先确立了国会立法权支配君主执行权的“两权分立”政体。这是三权分立政体的雏型,也是西方民主的滥觞。本文试对这个政体加以解剖,旨在探索分权政体的一般性历史成因、结构功能特性和基本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