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曾经六次巡视江南。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可见他是把南巡当作自己一生中除西部用兵之外的另一重要活动。封建文人把乾隆南巡称为“巍巍盛典”、“熙朝盛事”,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南巡盛典》一类官书所录,也都是溢美之词。当时文禁森严,没有人敢于在文字中留下非     

清代皇帝的南巡与东巡

清代皇帝经常出京巡行,其中令人注目的是南巡江南、东巡盛京,现就其出巡目的试加论析。(一)南巡1684年康熙皇帝颁诏天下:即位以来,“懋求治理,以富以教,靡敢怠遑。犹虑蔀屋艰难,罔由上达”,故巡行山东。因临阅河工,以至扬州,遂谕江宁巡抚汤斌曰:“朕欲周知地方风俗,小民生计”,先后到江南名城游览。以后五次南巡的谕旨,大致与此相同。其南巡的主要的是:笼络汉族官绅与治理黄淮工程。     

康熙密查女子买卖案的背后

江南自古出美女,在大清“盛世”康熙年间,因为江南女子的买卖案,还惊动了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到了苏州,突然给陪驾的工部尚书王鸿绪下了一道密谕：     

圆明园新证——长春园蒨园考

蒨园是清代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中第一座直接写仿江南私家园林的园中之园,始建于乾隆第一次南巡后的1751-1753年间,原型为瓜洲周锦春园。本文借助国家图书馆藏《蒨园图》、王炳绘《蒨园八景图》册等图像资料,结合乾隆御制诗,论证了蒨园仿建锦春园的历史背景、蒨园八景的造景理念。蒨园的江南风致是乾隆南巡后出现的新的园林境界,山水、建筑被以一种更为精致、细腻的组合模式表现出来,其直接取用江南私家园林的主题类型化手法,此后成为皇家园林创作的主流。     

乾隆皇帝南巡与“大观堂宝”玉玺

<正>乾隆一生刻制了约1800枚印玺,材质各异,内容也很丰富。而这枚"大观堂宝"玉玺却是具有格外重要意义的一件。除了它的艺术价值外,这枚玺印还向人们传达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乾隆在位期间,效仿其祖父康熙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巡视江南,也南巡了六次: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四十五年(1780年)第五次,最后一次是四十九年(1784年)。他每次南巡一般都要沿着     

康熙为何只南巡六次

康熙皇帝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一共六次下江南,往返都算上,共12次到扬州。那为什么康熙四十六年以后他就不南巡了呢？     

《姑苏繁华图》赏析

<正>《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描绘苏州风物的巨制。此画创作三年之久,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终完成。徐扬,字云亭,苏州吴县人,家住苏州阊门内专诸巷,原为一名监生,擅长人物、山水、界画,花鸟草虫亦生动有致。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南巡到苏州,徐扬与同乡张宗苍献上各自的画作,便得到皇帝的赏识,二人都被任命为画院供奉,后又被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曾多次陪同皇帝下江南,对圣意     

三百年前有关常州的一场“皇家诗会”

清康熙帝六次南巡,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加强清政府对江南地区的统治,每次南巡都把"安抚士子,笼络人心"作为重要任务。1705年的第五次南巡,康熙在江南贡院以常州为主题进行"御前召试",亲自主持、亲自出题、亲自监试,这场"皇家诗会"立足江南,面向全国,推介了常州的安宁、富庶和人文,表现了常州之美、常州之饶、常州之典,成为历史上常州城市推介的荣耀时刻。清代常州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文派、词派、诗派、画派、医派的"中国高地",成为引领全国文化和学术风潮的"标杆城市",与其人文传统和内在底蕴,是一脉相承和赓续迭进的。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刘瑾乱政时期的李东阳

李东阳,字宾之,湖广茶陵人,弘治时期官至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正德时任内阁首辅,是弘、正两朝元老重臣。孝宗死后,留下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一批致力于弘治中兴的正直权臣;但即位时不满十六岁的明武宗,一味荒淫,不理朝政,朝中大权落到了刘瑾手中,搅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于是东阳等阁臣为首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与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发生了激烈冲突。皇帝的政治倾向决定了这场较量的胜负,官僚士大夫集团遭到沉重打击。刘瑾操纵武宗罢免刘健、谢迁,而东阳独留。“刘健、谢迁临行时,”东阳祖饯泣下,健正邑     

试论《康熙南巡图》的主持者与绘制者

康熙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在位61年,其间,为了缓和当时江南地区反清斗争,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也为了视察黄河、运河的河防工程,观览民情,曾于康熙23年(1684)到康熙44年(1705)期间六次南巡.其中,第二次南巡归来,诏集天下名工,绘制了反映这一盛举的巨幅手卷——《康熙南巡图》(以下简称《南巡图》)《南巡图》共12卷,绢本,设色.在绘制正图前,先由王翚等绘草图12卷,纸本,淡设色.内容与正图相仿,尺寸比正图略小.粉本呈康熙皇帝过目,获准后始画绢本.我在81年—86年曾复制过《南巡图》纸本一轴.这轴手卷画心纵65、横2955厘米,包括无锡至苏州一卷(长2094厘米)及散片三幅,拖尾上有跋111厘米.我在复制过程中及复制完成后,对《南巡图》进行了研究,查证了有关的一系列资料.本文就《南巡图》的主持者与绘制者问题试论述如下:     

康熙南巡与扬州水利治理

康熙帝玄烨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君王,秉政时期,先后六下江南,足迹遍及京、津、鲁、苏、皖、浙等地,横跨大江南北。康熙南巡不仅于官方档案文献、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扬州市档案局编纂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及《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等相关文献资料,试就康熙南巡期间关注扬州水利治理的史实略以述评。     

展卷重游锦江山 徐扬南巡纪道图新说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在位期间,曾六次远赴江浙地区视察游历。高宗弘历事事步趋乃祖,故亦有六下江南之举。他们祖孙二人的十二次“南巡”轰轰烈烈,前无古人,成为“康乾盛世”最为夺目的亮点之一。     

梦寻江南

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即位不久,听说苏州的景色美如天堂,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就派大学士讷亲去江南做先期调查。而讷亲很不赞成乾隆南巡,所以他化给乾隆的回奏中把苏州虎丘说成一个大坟堆、把苏州的河道描述得臭不可闻,期望乾隆就此打消南巡的念头。     

圆明园新证——麴院风荷考

麴院风荷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也是乾隆南巡以前出现在圆明园中的西湖十景的代表作。作为九州与福海两大复合景区之间的过渡,因植物景观数典余杭麴院风荷而得名,实际是一处融合了多重意境和主题,因时、因地制宜的再创作。其理景造境与中国古代哲学理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温故知新等一脉相承,与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解释学之间也有相通、相近之处,是乾隆初年圆明园江南题材风景创作的突出典例。     

赵烈文与常熟赵园建造记

常熟市赵园(今与曾园合称"曾赵园")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园林格局呈现为山园一体、借景虞山、以水取胜的特点,在江南园林中别具一格。在中国园林史上,很少有一个园林能像赵园这样,以园主日记的形式留下如此丰富、感性的历史信息,可供后人一窥当年江南士大夫营造园林风尚。文章根据清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考论了赵园长达22年的建造全程。     

清初江南徐乾学家族的兴盛和衰落

清初,从清兵入关到平定“三藩”前后的几十年间,江南汉族地主士大夫对清朝皇帝的统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态度:一是以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为代表的降清派;二是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对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三是以侯峒曾、黄道周等为代表的坚决抗清派。当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兵攻灭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后,除了尚有张煌言等领导的浙东义士的反清斗争、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之外,江南其他各     

战后日本经济恢复时期吉田内阁对华态度浅析

在战后日本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吉田内阁先后五次组阁,执政7年有余。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关系一直未能得到恢复,这不能不说与吉田内阁对华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日本战败后,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吉田内阁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比如:推行“倾斜生产方式”,执行道奇路线,实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等,这些     

江南文人审美视野下的昆曲服饰

昆曲集宋元南戏和元杂剧之所长,经历代改良和传承,在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广泛传播和发展.昆曲服饰是昆曲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传统戏曲表演体系的美学特征.在昆曲的发展过程中,江南文人追求的雅致美、意境美、自然美等审美融入了昆曲舞台艺术中,并引导了昆曲剧装制作的发展方向,使得昆曲服饰形成了色彩淡雅自然、设计构图虚...     

张璁与嘉靖内阁

嘉靖时期是明代内阁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张璁是这一时期内阁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世宗在大礼议中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对在皇权许可范围内提升内阁的地位和扩大内阁的影响具有积极作用。面对议礼余波和复杂的权力斗争,世宗四次罢免张璁,但又很快起用,并给予较大权力,使其协助世宗实现了皇权的顺利转移,稳定了嘉靖政治,客观上也强化了内阁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