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中国

如今在中国,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人可能大多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章对他颇多讽刺挖苦：“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篇文章,坐定了他帝国主义者的罪名,也使他在中国尘封了半个多世纪。     

卌三年逨鼎中“讯庶又粦”考辨

新发现的卌三年逨鼎中有"讯庶又粦"一语,李学勤先生将"粦"隶定为"(炎口)",认为"‘(炎口)’字从‘炎’声,应读为古音同在匣母谈部的‘嫌’,即嫌疑"。"‘讯’是讯问,‘庶’义为众,‘又’读为‘有’。""‘讯庶有嫌’,即审讯嫌疑人。"李零先生认为"‘讯’,指司法审讯"。并将"(炎口)"释作"戾",说其"同‘吝’,古书用为通假字,如《礼记.大学》‘一人贪戾’,郑玄注:‘戾,或为吝。’古人多以‘罪’训‘戾’(《尔雅.释诂上》),这里是指触犯刑律者"。     

读者来信

正编辑先生您好:贵刊在总120期(2013年第一期)刊登的储建国先生的《中国古籍所载东南亚古国货币考》一文,提到扶南(KingdomofFunan)的钱币,其中"……扶南是最早模仿中国汉代‘五铢’钱文铸造钱币的国家。扶南银币,正面图案为婆罗门教崇拜的太阳花纹;背面主图为宫殿石门,石门上方各有星、月图案,石门下方各有‘五金’或‘五五’两个汉字"。"……,认为扶南‘五金’钱最迟的铸造时间应该是在225至245年扶南和孙吴政权互派遣使访问期间或之前。扶南‘五金’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模仿中国汉代‘五铢’钱文铸造和发行的金属钱币(图4)。"     

北京圖書館所藏魯迅手稿抄本簡目

許廣平先生捐贈部分稽中散集二冊抄本魯迅先生校用程榮本張爕本張溥本校。雲谷雜記一冊魯迅先生手抄本。羅氏羣書九冊清光緒刻本內‘淮陰金石僅存錄’‘唐風樓金石文字跋尾’二冊,魯迅先生手抄。有‘周’‘周氏’印記。     

关于秦国杜虎符的铸造年代

《文物》1982年第11期发表的马非百先生的《关于秦国虎符之铸造年代》一文,提出"新郪符称‘王’,阳陵符称‘皇帝’,而杜符则称‘君’,这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很重要,它明明白白地反映了各符的铸造年代"。这是很有见地的。但马先生指出"秦代称‘君’者只有惠文君一人"以后,推算秦惠王"在更元称王前,凡十三年则皆称君。据此,则杜符之铸造年代,必在此十三年间"。这里有一年的误差。     

冯亦代与黄宗英的晚年婚恋

两位耄耋老人走到一起,命运为他俩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分号“七重天”是文坛名宿冯亦代先生在北京小西天的寓所,高居一幢楼的七层。黄宗英称它是“乌蓬船”般的小屋:“小屋狭小得两人走动必须礼貌让路,三个人坐下就‘满座’了。”临窗有一张写字台,一把高背皮椅,那是属于冯老的,上     

我所知道的司徒雷登和傅泾波

司徒雷登说,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我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就,应该归功于他。司徒雷登逝世后,傅泾波挽之以联,其上联谓之:数十年耳提面命,形影相随,侍药意未周,一朝驭驾西方,能不锥心泣血泪。作为燕京大学毕业生,贺宝善多次走进当事人家中,探究两人的友谊渊源,深入解读司徒雷登与中国文化以及政治纠葛,向读者历数"我所知道的司徒雷登和傅泾波"。     

“长沙货”——谈长沙近百年间伪造古书画

张珩先生遗著《怎样鉴定书画》"辨真假,明是非"一节中谈到:"要认识伪作,还须将它的路分弄清楚。地区性的假货有所谓‘开封货’、‘长沙货’、‘苏州片’等等"。该书并影印了"长沙货"伪作史可法《牡丹辛夷图》一幅。究竟"长沙货"是怎样造作     

鲁迅、三味书屋与寿镜吾先生

<正>鲁迅先生从7岁入私塾读书,到1909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共接受了长达21年的学校教育。鲁迅7岁时那年,父亲周伯宜把他送进私塾读书。鲁迅的第一位私塾老师是鲁迅的远房叔祖父周玉田,他每天让7岁的鲁迅背诵"‘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白盘古’     

司徒雷登和他的中国事业——司徒雷登在华经历与人物评述

<正>1876年的一个夏日,一个名叫司徒雷登的美国男孩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座寓所中。此后,这位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五十年,他曾是传教士,曾是著名学府燕京大学的创办者,还曾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他在中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却也因此而饱受争议。有人说,司徒雷登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争议的外国人。这样的观点,其实并非没有道理。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是通过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曾被选入中国内     

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     

也谈陈公博为何追随汪精卫投敌——与王克文先生商榷

王克文先生在《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一文认为,陈公博“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作者还认为,陈公博“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等人)     

幽默

一位外国留学生向老师抱怨,说北京人爱国主义的宣传意图很好,只是形式太单一,词汇太贫乏。老师不解,请他举例说明。这位留学生说:“很多大楼门上都着牌子,说‘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中国建设很行’,‘中国工商很行’！”老师笑了,说:“都怪你     

答李学智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道路?"

李学智先生断言“马克思将其‘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运动’只是指资本主义生产起源之时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对农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剥夺运动,或者说是指这种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运动,而非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认为罗荣渠先生和我“为代表“的一些人把马克思“限于西欧各国“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马克思原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回答了李学智先生提出的异义。     

梁启超的《记华工禁约》

中国人对华侨史的研究,起于何时何人,朱杰勤先生认为:“中国人对华侨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实始于二十世纪初期。清末有署名为‘羲皇正胤’的作者,写了一本《南洋华侨史略》,登载于《民报》一九一○年第二十五——二十六期。这是最早的一部有关著作。以后陆续有同类的专书出版,可是     

你所不知道的司徒雷登

有这样一位美国人,他出生于中国杭州,说一口地道的中文,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子承父业在中国传教、教书,一手创办了与清华齐名的燕京大学,并且担任校长达28年之久;后来他在国共两党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就是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普通建筑VS超级明星

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的两个关键词可谓相映成趣:普通建筑、超级明星。"‘普通建筑’是有权限的建筑。当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建筑大工地之时,提出‘普通建筑’对当今中国的意义在于质疑权力对     

方守敦《题半天山居诗轴》述考

<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答〈中国作家笔名探源〉编辑》一文中回忆说:"我在香港大学梅舍小书斋里壁上挂着请乡先辈方槃君(常季)先生替我写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也多少说明‘实的理想’。"[1]朱光潜所说的方槃君即方守敦(1865—1939年),字常季,号槃君。民国时期教育家、诗人、书法家,安徽桐城人。青年时不应科举,壮年追随吴汝纶致力维新,1902年随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第一次归国后,襄助吴汝纶创办了安徽省最早的新式学校—桐城中学堂。次     

打开一扇窗

鲁迅先生说:"如果你带领一帮人对一个人说:‘喂!赶快把你的房子扒掉!’那人势必不肯!当他乞求你不要扒时,你说:‘好吧!不扒也可以,但必须在墙上开一扇窗!’他准会满口答应!"在我们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也不妨用一用这种方法,也只要学生"开一扇窗"。     

学生和传道者——悼念徐苹芳先生

2011年5月23日,徐苹芳先生骤然长逝的第二天,我曾经写下这样的话:"徐苹芳先生,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是一位卓越的考古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卓越的学生。在一个全社会都被‘创新、向前看’的价值观裹挟的时候,徐苹芳先生是不多的几位卓然独立,敢于向后看的人——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