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传霖:贤臣的黄昏

鹿传霖一心为国,任劳任怨,但他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无法做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1902年一个夏日的傍晚,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刚刚结束与清廷重臣荣禄的会谈。临别时,荣问道:"汝是否愿意见见鹿传霖?"李提摩太虽然对荣禄的建议兴趣不大,但碍于情面,李还是答应跟鹿见面。荣马上替其安排妥当。次日下午,李提摩太如约见到了他印象中的这位"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然而令     

戒行合一:从敦煌禅籍透露出的达摩禅的真实内涵

本文作者从现代学术视角,陈述了80年来学术界肯定菩提达摩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定论。接着又从佛教信仰的视角,得出了禅宗《灯录》尊菩提达摩为初祖,具有理论和信仰两方面的合理性。最后从辩证法的视角,认为戒行合一,是从敦煌禅籍透露出的达摩禅的真实内涵,并具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     

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解释:1985

要对当前的考古学解释作一透彻的、公允的评析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一工作又面临着以下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1)汇总性的——如实陈述当前有哪些室内分类和田野工作正在进行,以及它们获得了哪些结果;(2)廓清当前重要的考古学思潮,并试图洞视它们未来的意义.后一选择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然而同时也将具有更多的乐趣,因此,我将不揣冒昧作一尝试.在某一特定时期,一门学科的研究目标不但因人、因学术单位而异,而且,它同样也会因某一学派的兴起、兴旺、衰落乃至同化于其他学派这一学术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在本文中,我将首     

偶像的落寞转身:建党伟业之后的陈独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陈独秀,这位中共党史上的传奇人物,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党的首任总书记、一大到五大党的最高领袖,到托派分子,到被开除出党,最后与党决裂。其人生轨迹的滑落、落寞的转身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本文通过陈独秀与周恩来的交往点滴,再现了大革命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沉浮,即便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也概莫能外。     

不确定之美:论文字禅的诗意与连续性

从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来看,文字禅具有丰富的诗意,即文字禅是禅师和士大夫在自由时间内的自由精神生产活动.从传播媒介来看,文字禅具有文字与图像之间的连续性;从表现内容来看,文字禅具有自然与精神之间的连续性;从诠释方式来看,文字禅具有显现与沉默之间的连续性.文字禅的诗意性可作为当代文论建构的重要资源,而文字禅的连续性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     

大起大落:《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之后

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下简称《组》--编者注)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476元,相当于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花亡配婚:广西南宁地区的冥婚——兼与香港、台湾冥婚的比较

冥婚仪式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关系密切。冥婚习俗乃中国传统社会"男娶女嫁"观念的投射,男性需要通过结婚"传宗接代",确保自己祖先的香火不断。女性则需要通过结婚,从夫家得到父系社会承认的祭祀地位。然而,早夭未婚的男女,要怎样解决未婚乏嗣的香火祭祀与传承,便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地方社会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到冥婚的形式。2009年,广西南宁地区举办了一场跨村落的"斋会"与冥婚的仪式,反映了乡村社会的信仰体系以及这套信仰体系所象征的社会结构与人群的关系。比较广西南宁、台湾和香港乡村社会未婚亡灵奉祀的现象,能够了解未婚亡灵在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祭祀难题与处理的办法。     

职业化差役:清中叶以后的巴县坊厢保正

在清中叶以后的巴县,承充坊厢保正须书立顶约、缴纳顶首银,该职可以出租、出卖,甚至合伙承充。这种不同寻常现象的出现,乃是因坊厢保正为帮办各级衙署差务及垫纳军需差费之主体。因这种付出,其职出现顶首银,且获得收取铺户规费之权的状况。坊厢保正具有广泛的营利空间,这吸引许多人投身其中,使该职成为一种与衙门吏役高度相似的职业。在实践中,坊厢保正表现出任职长期化、朋党化等特征。即使至清后期士绅加入坊厢行政组织并成为其中领袖,亦未对保正的实质性权力和利益空间造成根本冲击。     

尊魏,恋蜀,远吴:刘咸炘对《三国志》三国亲疏书写的认知

陈寿《三国志》以魏蜀吴何方为尊乃正统论视角下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宋以后,以蜀汉为正统的观点渐趋主流。刘咸炘从历史实际和历史编纂学两方面入手,认为陈寿在《三国志》中对魏蜀吴三国的亲疏认知为:尊魏,恋蜀,远吴。刘氏认为陈寿尊魏有四大书写体现;在吴蜀之间,则尊蜀过吴;陈寿对蜀汉存故国之心,但无阴蜀为帝之意。刘咸炘对《三国志》亲疏书写的认知,是其历史编纂学思想的重要体现,亦是其史学批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史学体系中具有突出的位置,值得重视。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 ——"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河神黄大王:明清时期社会变迁与国家正祀的呼应

黄大王是明末出现在民间的黄河神。大约在万历以后有关黄大王的神话开始在豫鲁黄河沿岸地区传播,到乾隆三年经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和河南巡抚尹会一的奏请,黄大王被敕封为灵佑襄济王,进入国家正祀,与金龙四大王并为河神。     

从新出楚简看《诗经·雨无正》的诗旨——兼论东周时期的“周亡”与“周衰”观念

《雨无正》系《诗经·小雅》之一,列于《节南山之什》第四篇,前人谓之"变雅"。其诗旨素有三端:刺厉王、刺幽王和平王东迁后诗。随着《诗论》与《系年》等新出楚简的公布,可考证《雨无正》当为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诗,其绝对时间大致在公元前762-前759年左右,作者为平王的近侍之臣,诗旨则在于为其时王统未集的平王吁请内外服臣工的支持。不唯如此,新出楚简与传世文献对西周末年周室的动乱则有"周亡"与"周衰"的不同撰述,从而揭示出平王由王统未集到正统确立后东周政治思想变迁的另一面。     

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评梅尔清《浩劫之后: 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

<正>《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下文简称《浩劫之后》)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yer-Fong)的新著,也是目前海内外太平天国战争史研究的最新著作。①全书以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最为剧烈的江南地区为主要舞台,共7章。第一章"战争"(War),反思迄今为止海内外关于太平天国战争史的研究,指出不管是中国本土还是海外学者,多采取政治史的研究视角,或者关注其对于中国革     

四正与四维:考古所见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由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说起

在古蜀文化中存在一个特别的方位体系,城邑、居址、墓葬乃至祭祀场所,都统纳在这个方位系统中。这是一个斜向方位系统,不同于中原主体正向方位系统。由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论定,中国古代存在两个方位系统,一是以正、面(中轴)定向,二是以维、隅(对角)定向,可分别称为第一和第二方位系统。以三代时期而论,中原地区主体属第一方位系统,而古蜀区域属第二方位系统,而且第二方位系统也存在于其他区域。不同方位系统的形成,可能分别与天文和地理相关,其深层原因需做进一步探讨。两个方位系统有时还会相互融会,都有古今传承的脉络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