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遣辽使臣群体出身研究

辽、宋、西夏并立的时期,宋朝遣辽使臣群体是一个值得关注问题。以往学者对使臣的数量、人员、出使时间进行过研究,然而对于使臣的出身问题,学界少有论及。从正使、副使出身入手,探讨了研究其出身的历史意义。     

宋朝遣往辽国的贺岁使节述论

宋朝遣往辽国的使节中贺岁使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贺岁使包括生辰使和正旦使.宋统治者为了与辽国维持和平外交,非常重视贺岁使节的选拔,他们主要来自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外戚成员.宋朝贺岁使节在执行宋朝对辽政策,提供辽国的情报以及促进双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

北宋建立及其后来对中原的统一,使宋与辽形成了并峙的格局,从此以后抗辽、御辽成为宋朝的主要对外国策。不同时期,宋辽关系舒紧发生变化,但对于辽,屈辱和畏惧始终是宋人难以排遣的主要心态,并影响着宋朝的对辽政策。     

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

关于辽代科举,已有人撰文论及。因《辽史》未立《选举志》,其它有关史料的记载又零散、简略,有的甚至舛误百出,故辽代科举的许多问题至今仍不太清楚,有必要再作进一步探讨。一     

文柄自决:唐宋间“赐进士”考论

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特赐进士及第,这一现象在唐后期开始出现,但它只是作为一种偶见性举措,属于皇帝在科举制外的"文柄自决"。经过五代宋初的发展,特赐进士及第逐渐制度化。与此同时,宋初还将"赐进士"普遍化,通过进士科考试者都被"赐进士",进士以外诸科亦以"赐"的形式给予出身,这标志着所有科举出身者都成为皇帝"文柄自决"的产物。唐后期五代统治者针对科举制存在的问题采取过诸多举措,但直到宋初"赐进士"的普遍化与殿试制度相结合,特赐进士及第所代表的皇帝"文柄自决"权威被引入科举体制中,这些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隆兴和议誓书“叛亡”条款与乾道初年宋金外交博弈

隆兴和议誓书中“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是宋金双方关于处置绍兴末年至隆兴时期战时越界军民的协议。而双方对于“被俘人”的不同理解,为日后的外交争端埋下了伏因。乾道三年,金朝依约取索“俘虏”,被宋朝回绝。乾道四至五年间,金朝镇压沿淮地区侍旺叛乱时,指责宋朝收容南渡的侍旺余党违反了和议。迫于压力,宋朝只得在发遣侍旺余党的同时,接受金朝取索“俘虏”的要求。这一外交失利触发了乾道六年南宋祈请陵寝与更正受书仪的外交斗争。乾道初年的宋金外交博弈,是隆兴和议时期矛盾的延续。博弈进程,由两国外交争端以及国内各派力量斗争共同推动。总体来看,两国内部维护和议的力量均占上风。这是隆兴和议得以长期延续、双方愿意根据和议条款判定外交是非曲直的前提。     

金时昌国石棺刻文考释

金时昌国石棺出土于河北省新城县(今高碑店市),棺盖刻墓志铭,凑刻《智炬如来心破地狱真言》。根据柯昌泗的记录,该石棺的出土时间为1937年。凑刻真言揭示出金前中期中都地区部分汉人的葬俗仍遵循着辽代文化传统。墓主时昌国之父时蒙在辽末曾中明经进士第,证明辽代科举明经科在道宗朝后期依然存在。时昌国以从四品的武散官身份得封郡伯,母亲得封郡太君,证明《金史·百官志》关于四品官封爵制度在承安二年(1197)才发生变化的记载存在讹误。凭借叔祖时立爱恩荫出身的时昌国,之所以在金初仕途偃蹇不进,大概与他不乐读书而未能科考中第有关,这也是时氏家族入金以后逐步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金代科举年表考订

科举之制,始于隋而盛于唐,至宋则又光大焉。辽起唐季,颇用唐科举法取士,然仕于其国者,多为皇族国舅之属,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科举之盛,有非前代所及者。金天会改元,即设科取士。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所在处设科场网罗辽宋人才而用之。天会五年,行“南北选”之制,以辽人应词赋,两河人应经义,盖因其素所习之业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本文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 (分四个时期 )的宰相为例 ,考察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 ,进而分析其变化。从四个时期宰相的入仕途径来看 ,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 ,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机率逐步衰落 ,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机率也大为减少。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诸色入仕和升迁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直到五代才略有下降 ,小姓兼进士出身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素兼进士出身 ,表明科举出身在诸色入仕与升迁过程中 ,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五代宰相中士族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科举出身者 ,说明在社会动荡中士族的门第已不及科第更能持久地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不衰、家族的不败。     

试论宋代的“草泽”参政

宋人语境中的"草泽",通常是指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文化知识或者德行名望的民间人士,其中一部分人有意愿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宋朝政府对此展现了一定的积极态度,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科举教育的推动与书籍刊印的普及,宋代草泽有可能更加充分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是,统治集团高层将奖掖草泽更多地视为一种自我标榜的政治姿态,同时出于维护既有政治秩序的考虑,草泽参政的空间难免遭到压缩;而占据政坛主流、进士科出身的官员群体,亦不能真正认同草泽出身官员的政治地位。加之草泽自身也存在着学艺不精、经验不足以及鱼目混珠等限制性因素,故而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分析这一社会现象,应当是思考宋代平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益角度。     

辽朝使宋国信使的选任

从宋朝建立到宋联金灭辽,辽宋两朝先后共维持124年交聘关系。这期间,辽朝不断向宋派遣国信使,以加强辽宋间联系。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辽宋关系,在选派使宋国信使问题上十分谨慎,对正使和副使的选任标准不同,正使主要选任家世背景显赫、有才学、熟悉辽宋国情的契丹人,副使则选任精通五经、言辞精准、有礼宾经验的汉人。     

宋代明州航济亭设置时间考辨

正两宋尤其是北宋时期对外交往活动不断,为了更好地接待外国使团,国家本着"惠绥远方,优待客使"~(1)的基本外交原则,"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2),一时之间交通往来相当频繁。为此,朝廷制定了一系列周到细致的外交接待与管理制度,其中就包括馆驿设置,所谓"驿之设,所以安远人,节劳臣,息皇华外使之所也"~(3)。北宋时期,"京师置都亭驿待辽人,都亭西驿待夏人,同文馆     

2013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正>10-14世纪,是五代十国、北宋、辽、南宋、金、元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即宋朝时期,长久以来史学界就着眼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将之置于欧亚大陆的讨论范围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诚然,日本学者关于辽金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不少,但置之于宋代中国的大视野下的考察还不多。鉴于这种状况,2013年有关10—12世纪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如荒川慎太郎、泽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边健哉编《契丹(辽)与10—12世纪的东部欧亚》(勉诚出版,以下简称《契丹(辽)》)和平田茂树、远藤隆俊编《从外交史料探索十一     

出身与出路:晚清上海广方言馆学生述论

上海广方言馆在1863年至1905年所存续的四十二年中,从汉族文童内招考了五百多名学生。广方言馆学生的知识构成以西文西语见长,而算学、天文、制造等科程度尚浅。在"中体西用"的培养宗旨下,中学实属必要,但所习内容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或奖励学生以功名,或学生通过科举获得出身,自始至终存在对科举制度的依附。学生修业期满后,一般有选送京师同文馆、留江南制造局任教习、出洋留学和就职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几种出路,而更多的学生寻求出路受阻。上海广方言馆学生面临着中学与西学的双重压力,既无法摆脱对科举出身的依赖,又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在出身与出路的困境中艰难成长。     

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欧阳修的矛与盾

正十世纪初,唐帝国苟延残喘,正统余威犹存,唬得一班强藩心痒难耐而不敢造次,最终,强盗出身的朱温灭唐自立,建立后梁。后梁命短,朱温不过是替后来的野心家开了道,却被继起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指为乱臣贼子。直到宋朝,还有很多人不肯承认朱梁的正统地位。所谓"不承认",主要表现为不用后梁的年号纪年,不称呼朱温"梁太祖"。这是一种源自孔子作《春秋》的历史书写方式,通称"褒贬",或者"春秋笔法"——历史事实无法实现的正义,要在历     

万历皇帝与他的文官集团

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官集团,总数约为2万人,京官约占十分之一。文官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经过层层会试殿试,突出者可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因文渊阁为皇帝的直属机构,在不设丞相(明太祖洪武皇帝杀过三位丞相     

宋徽宗政和年间谋辽复燕史事考论

学界早年通常以政和七年宋朝遣使联金作为收复燕云行动的起点,实际上在此之前,徽宗朝曾有一个由宋朝单独收复燕云的计划。政和元年,童贯得到徽宗的支持出使辽国,政和二年初返宋,途中辽人赵良嗣(马植)趁夜求见童贯,献灭燕之策并随其入宋,此乃徽宗朝谋辽复燕事之发端。关于赵良嗣入宋的时间,历来有政和元年、二年、五年三种说法,其中政和元年说明显错误,赵良嗣当于政和二年、五年两度入宋,推动了宋朝谋辽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政和二年至五年赵良嗣居辽期间,积极联络燕云反辽人士。从政和三年起,宋徽宗、童贯征求沿边将帅的意见,进行收复燕云的准备与动员。政和六七年间,宋朝有意以童贯为帅,出兵伐辽复燕,但最终因蔡京等大臣的反对而中止。     

辽代印经院考

印经院为印造佛经的机构,宋朝和辽朝为了印制《大藏经》,先后设立了印经院。通过对辽塔秘藏中发现的官版印制《大藏经》及其他佛经题记中印经院记录的研究以及与宋朝印经院的比较,可知辽代印经院组织完备,雕刻印刷工艺高超,《辽藏》在书法、刻技、版式、纸质、墨色、刷印、装潢等方面均可与宋朝《开宝藏》相媲美,受到时人和后世的称赞,可以弥补辽代史料记载的不足。     

文史摘

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科举社会是指科举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科举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由于科举考试在教育、文化、政治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而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尽管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也曾遭遇过不少历代重臣的反对,但1300年的封建统治对它仍“欲罢不能”。科举考试正是以其漫长的存在时间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宋朝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科举社会,朝廷、士大夫及学术文化经由科举而紧密结合。隋唐虽行科举,由于其对中下层能动极小,可以看作是门第与科第并存相争的社会。及至取士不问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