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去北京见毛主席

凡是对文革有印象的人,都会对那场遍及全国的“大串连”记忆犹新,而我荣幸参加潍坊二中的“长征队”,步行去北京串连,见到毛主席的那段难忘经历,更是刻骨铭心。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旬,全国性的学生大串连活动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中共中央规定串连中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随着串连人数的增多,交通紧张,拥挤不堪。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中大概当时江西、大连等地的青年学生自动组织了长征队,徒步去北京串连,成了当时的新生事物。《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许多纪念文章和活动,其中有一篇文章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只有“惟一”一位参加过长征。我清楚报纸上所指的人就是我父亲汪锋的老战友贾拓夫伯伯,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全部长征。但“惟一”两字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最起码还有两个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是张德生伯伯,他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长征。另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汪锋,他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他的长征只有“半个”,并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者的长征,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正"文革"中受批斗文革中近代史所开始斗刘大年,李新、黎澍叫我参加,我就坐得远远的。要我写大字报表态,我就写了。他们说我写得不痛不痒。斗我时批我过去讲长征情况,把长征说得很惨,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分子。他们有时不让我回家,还来抄过家。文革时收走了我们的存折、富春的信、主席给我们的信。这时还没有斗闻天。斗闻天之后,接着就是我被抓去陪斗,又叫我到学部写大字报。     

回忆文革中的徒步长征

28名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用了近3 个月的时间,从北京到井冈山,徒步2000多公里。在用脚量过的道路上, 在祖国动荡而贫瘠的大地上,栉风沐雨,亲历了文革初期那段特殊的历史,《回忆文革中的徒步长征》一文以作者的亲身感受和人生历练,回顾了39年前那一段不平常的经历,追寻那曾经激动人心的青春足迹。     

为微笑添光彩

微笑,人人都是离不开的。有一次,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天是灰色的,我的心也是灰色的,再加上爸爸妈妈那焦虑的目光,我的心变冷了。天色越来越暗,我的心越来越冷。突然,从门口传来"啪"的声音,电灯便亮起来,随即进来的是一位白衣姑娘。她是那样的纯洁,带着微笑走到我身边。她用那温暖的手摸摸我的头,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该吃药了。"那轻轻的声音,从那微笑着的嘴角里流了出来。我本来厌恶吃药,但是,我却无条件     

“文革”初期的“路线斗争”

一本《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文革浩劫,前后十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那么,是否应该设一门"文革学"呢?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别有用心地在全国范围内     

武汉人的性格

(一)惯于走南闯北的人们一提及武汉,就会说武汉人脾气坏,说话凶狠,口气强硬,喜武好斗,蛮劲十足。久居于武汉的我们虽然对武汉早已怀有了如同自己家乡的感情,可有时也还是得承认,这话说得并不算太错——虽然只说了武汉人的一个方面。武汉人脾气坏这个名声的传出大约是"文革"初期。那时候形势混乱,派别林立。武汉红卫兵串连到外地,每逢遭人欺负时,便团结一     

“保卫焦裕禄”的演出经历

1966年11月12日,湖南省戏剧学校话剧科的十几名学生组成了“韶山-北京长征红色宣传队”,我是队员之一。我们在毛主席故居前宣誓之后,开始了3400多华里的“长征”。对这个小小的集体而言,步行串连既可以经风雨见世面,也是一种表忠诚的行为艺术,还是一种回避和逃避。阶级斗争太复杂了,形势瞬息万     

1967年我去梅兰芳故居专访陈伯钧将军

我是个京剧爱好者。近日,我读到《世纪》2019年第四期刊载《我在恩师梅兰芳家学戏的日子》一文,文中有沈飞德所摄的"梅兰芳纪念馆"(原梅兰芳故居)的三帧照片,颇有亲切感,令我记起52年前的1967年7月初,我曾到去过那里的往事。那时是"文革"初期,梅兰芳故居为"军管"的一所院宅。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牌学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     

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

正1978年,我的导师蒋孟引教授招收了国内第一位英国史研究生,那一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也是《世界历史》创刊的一年。40年过去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40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对中国的"英国史"研究而言,已经历三代人的发展,第四代也正在成长中。我做学生的时候,蒋先生那代人刚从"文革"的动荡中走出来,他们准备重整旗鼓,找回被文革荒废的年月。1979年,国内不多的几位英国史学者在南京大学聚会,商讨组建英国史研究的学术组织。     

回顾我的成长历程

正读书写作,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我是从1978年,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一年开始读书写作的。1977年秋我在定远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党校)谋到一份差事,做图书管理员。单位里有个小小的图书资料室,除理论著作外,还有几本"文革"浩劫中幸存的文学名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文学。没想到几本文学书籍竟有如此魅力,我几乎消磨了全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来反复阅读。随着拔乱反正的推进和深入,     

文革中彭德怀二三事

文革时我在北京航空学院任焊接专业三年级班主任。1967年7月上面希望学生不再外出串连,提出“复课闹革命”,规定班主任要和学生三同。于是,我便和该班学生在一起活动。在闲聊中,该班北航红旗的勤务员（即领导成员）张寿山和另一名姓叶的同学,告诉我1966年11月他们等4人赴四川想把彭德怀抓到北京的经历。     

客家访楼记

<正>"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客"与"家"本是两个相对的字眼,却在一群人的身上走到了一起,那就是"客家人"。客家人并非少数民族,却有着和汉族不同的民俗风情与建筑特色,尤其是那些曾被国外误认为是导弹发射基地的土楼,吸引着我和朋友特地抽空去寻找那些山坳里的神秘家园。仿佛为了让我     

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邻家女孩利智

从出生那一天到出国前,我一直居住在上海虹口的闵行路上。那曾经是一条僻静整洁的小街,两旁是一排排砖木结构的三层日式小楼。人行道边上各有一行树荫婆娑的法国梧桐。我家在小街的最东头,对面的公安局占了街区的大半截,另半截是一个叫东新康的里弄。"文革"那几年,我赋闲在家当"逍遥派"。站在窗口,经常可以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从公安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春日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为祸惨烈的“公安六条”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停止活动,长达十年没有开会,1954年宪法和仅有的几部法律均被废弃,整个国家处于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但是,为了使"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合法化,在文革初期又出台了一个具有极大震慑力的文件——恶名昭著的"公安六条"。一、"公安六条"的出台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     

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