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杀人禁赌

从秀才到大都督陈炯明(1878-1933年)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历史人物,其原籍为广东惠州府海丰县人,前清秀才。清末,清政府在广州开办了一所法政学堂,陈炯明从家乡赴广州应考,被该校录取。当时该校监督(校长)夏同和,是位开明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合与离

孙中山(1866——1925年),陈炯明(1878——1933年),可谓同一时代的人物。他们都生长在广东,曾经是同志,然而后来却分道扬镳,成了死对头。综观他们二人有合有离,一些中外研究者对此有所论述。值得注意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对陈炯明一味谴责,他一开始就来路不正,居心不良,投机革命,一直坏到底。鲁直之等在孙、陈公开分裂后所写的《陈炯明叛国史》就是以此为主凋。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这样看。另一种是为陈炯     

吴佩孚拒绝出任伪职

一提起吴佩孚,大家都知道他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军阀。他曾坐镇洛阳,拥兵数十万,野心勃勃,想统一中国,结果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张作霖打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京。当时,吴佩孚正住在北京郊外。日本人想拉吴佩孚为他们效力,多次派出特务头子土肥原劝说吴佩孚出来组织伪政府。     

吴佩孚的“装傻”

吴佩孚,这位戎马倥偬的直系军阀首领,和其他小站新军或行武或绿林出身的军阀有所不同,他秀才出身,口诵经典,熟读兵法,神机妙算,善于临机应变,长于权术谋略。正如他在一首诗中写的那样：“军中名将志,江上昔人非,建树需及时,动静宜见机。”几十年中,吴佩孚就是根据这个处事准则,在动荡和混乱的政治舞台上发迹和混世的。     

广州蒙难中的永丰舰

一、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孙中山在民国初年与南北军阀的较量中,深感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办不成事.在广州护法时,就着意培植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给他拨款、调兵.1918年5月孙在桂系军阀逼迫下,离开广州,赴上海,就寄希望陈炯明驱走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岑春煊、陆荣廷.1920年8月,孙中山命陈回师广州,将岑、陆驱走,重组军政府.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任内务部部长、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这位集四职于一身的陈炯明成为军政府的铁腕人物.但很快原形毕露,反对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并勾结唐继尧、吴佩孚,分裂北伐军,阻挠北伐.还下毒手派人杀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邓铿.孙中山不断得到陈炯明叛迹日彰的报告,包括胡汉民、蒋介石在内,都建议孙中山铲除陈炯明.1922年3月,孙见后方不稳,从桂林北伐大本营回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严斥陈炯明,撤销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内务部部长职,只留陆军总长职.陈炯明不知悔改,急枪快马召集各军、师长会议,诬称孙中山为“民贼”,起兵“除之”.     

吴佩孚的为人处世

北洋军阀吴佩孚(1874-1939)是个毁誉一身、盖棺尤难论定的人物.他以一破落秀才而横空出世,手握重兵,势倾朝野;一生几度失势又几度雄起,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而这一切,都与他的为人处世有直接的关系.……     

谢觉哉与吴佩孚

<正>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革命家,吴佩孚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重要军政人物。吴佩孚与谢觉哉没有直接联系,至今学术界也没有专门研究两人关系的成果。但是,有文章说谢觉哉曾给吴佩孚题词,真假难辨。本文仅就这一问题做点探索,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吴运亁、吴运坤先生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说:"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绝不同于其他失败下野的军阀政客。……我家的大门洞还悬有谢觉哉书写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元敬是戚继光的号)。"1这是启     

玛格丽特·桑格与民国时期的节制生育运动

玛格丽特·桑格这个名字现已鲜为人知,然而在90年前,她在中国知识界可谓名噪一时,她引发的节制生育讨论和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人其事 谈及节制生育,有两个中国人的名字经常被提及:马寅初和张竞生.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新人口论",后者曾在1920年留法归国后向广东省主席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军阀吴佩孚的“北漂岁月”

吴佩孚是北洋巨头之一，但起步太晚，故辈分不高。 1898年，吴佩孚在天津投军，成为一名护兵。当兵之前，吴佩孚是“北漂”一族，混在京城街头，靠算命和写对联为生。本来他在老家山东蓬莱已经考中秀才，但因莽撞砸了本县电报局局长家的堂会——他嫌人家请来的戏班男女同台唱戏有伤风化，被革了功名，成了县衙的通缉犯，不得已跑到帝都北京来闯荡。因生活无着，不久他便赶赴天津，投奔了一位名叫郭绪栋的山东胶州同乡。郭绪栋是驻军的师爷，即营部的文秘，虽不是什么官儿，但能荐人当兵。这一年，吴佩孚24岁，已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了。     

吴佩孚与张学良的是非恩怨

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民国时期的许多将领都有所评价,或褒或贬不一而足。也许是过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龄,他臧否人物直抒胸臆、畅所欲言、无所忌讳。谈及众多和他交过战的对手,他说“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他那真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吴佩孚是直系领军人物,论资历、地位与张作霖不相上下,直奉两系尽管多有龃龉,也多次交手,但在直皖战争及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吴佩孚与张作霖也多次携手,二人还义结金兰。作为子侄辈的张学良对于吴佩孚理应敬重才对,为何做出如此鄙视的评价？吴佩孚又是怎样看待张学良呢？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是非恩怨？     

熊希龄和毛彦文的苦乐婚恋

熊希龄和毛彦文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从事业的角度看,他们对教育和慈善事业都有共同的目标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在观念、年龄以及个人经历上,他们却有着不小的差距,更像是两代人。熊希龄白发长须,大有仙风道骨之概;毛彦文妩媚娇人,具有青春浪漫气息。然而就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演绎了一段白发红颜之恋,被一时传为佳话。毛彦文遭受第一次婚变打击毛彦文,小名月仙,字海伦,浙江江山人,出生于1896年。父亲毛华东是个秀才,生有两男四女,毛彦文在毛家四姐妹中排行为长,她的二妹棕文在出生50天时被父母送给别人当养女,三妹辅文、四妹…     

吴佩孚的三件批示

吴佩孚批示过的公文中,有三件值得一提。 一是某先生曾在别处为官,名声不怎么样, 得知吴佩孚主政直鲁豫,便托关系欲到河南谋个 官职。报告呈上,吴佩孚批曰:"豫民何辜?"意 思是俺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这样的人来 当官,承受因他当官而带来的祸害--因为为官 一任,可造福一方,也可祸害一方。吴佩孚不买 推荐者的账,也不用官话套话挡驾,仅以老百姓 的利益为由凛然拒绝,也算义正辞严。     

秀才军阀——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出生于山东蓬莱，据说他出生的那一天，其父梦见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由于戚继光字佩玉，所以就为他以佩为名，字子玉。吴佩孚本是读书之人，于18％年参加科举考试，一鸣惊人，中了第三名秀才。有了功名，按部就班，吴佩孚也算可以有个不错的前程了。但是由于他得罪了县太爷，只好逃离家乡，落魄流落到北京街头。     

陈独秀与董必武——从秀才到革命者

陈独秀与董必武,两位清末秀才,两位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两位重要的中共创始人。他们曾是同志,曾是亲密战友,后因政见分歧而分道扬镳,他们各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革命事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下限

护法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一环。研究这一运动,对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局面以及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护法运动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但对护法运动的下限问题,仍然众说纷纭。拙文以为护法运动的下限应为1922年6月。其理由试述于下: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吴佩孚“恢复法统”,是护法运动结束的重要标志。     

鞋匠考状元

很早以前,有两个秀才要上京考试,雇了一个鞋匠当脚伕。 一路上,两个秀才不管见到什么,都要咬一阵文嚼一阵字。鞋匠听了感到非常新鲜,好奇地问:“你俩说的是啥话呀?”他俩得意地说:“这话是我们文人说的,你听不懂。”这一说,鞋匠也就注意上了他俩说的话。 他们来到一个村庄,看见路边的打谷场碌碡吱吱扭扭地滚着,俩秀才就把它叫做“磙子塄经。”鞋匠听后记在了心里。     

老公楷模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出生在山东蓬莱,原本是一个破落的穷秀才,家里太穷,一直讨不到老婆。后来,一个店铺老板相中他是个人才,认为他一定不会久居人下,所以没有嫌弃他,把女儿张佩兰嫁给了他。     

陈炯明与蒋介石

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后半段,陈炯明、蒋介石曾先后是他倚畀甚重的人物。从当时情况看,他们在政治立场、思想主张、行动口号都迥然不同,却先后都背叛了他的事业。前者让孙中山感受到了一生斗争的最大失败;后者也在他长逝后背离了其主义政策。因此,对陈炯明与蒋介石作一番历史性的比较与研究,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此二人的了解。     

武汉“吴公馆”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生前有两个知名的公馆,一个是洛阳公馆,另一个是武汉公馆。这两个公馆见证了吴佩孚政治生涯的一起一落、一沉一浮。 洛阳公馆是吴佩孚在直皖战争期间于民国8年8月设立。吴佩孚精通周易八卦、奇门遁术,会算命看风水,他把公馆定在洛阳这个九朝古都显然是有其特殊目的和意义的。吴公馆原址是袁世凯的一个行宫,位于洛阳之西,北邙山南麓,伊水东     

吴佩孚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信函二封

近年来,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发现了吴佩孚1932年两封未刊信函,第一封信函系1932年4月《吴佩孚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书》,系印刷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均有收藏;第二封信函系1932年8月23日抄送给国联调查团的吴佩孚于8月22日以大中华民国孚威上将军名义致日本天皇的信,藏于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该信系吴佩孚用毛笔亲手所书.该两封信函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其对日态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学界关于吴佩孚研究的一段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