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

瘟疫作为灾害的一种,向来与人类相伴而行,中国也不例外。①在长期应对瘟疫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众多记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渐开展,这些记录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②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作为反映瘟疫相关信息的史料而加以利用,还很少有研究从文本分析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利用这些记录来探究瘟疫叙事及其展现的灾疫文化。     

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

西汉对南越战事中因“暑湿”导致“士卒大疫”的历史记录,或许应当看作对“瘴气”危害的早期记忆。而《淮南子·地形》所谓“障气”,可能就是“瘴气”。东汉至于晋时对南方的开发,留下了更多有关“瘴气”的文字遗存。当时人对于“瘴气之害”的地理分布及其季节性特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总结和分析相关文化信息,对于理解汉晋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显然是有益的。一些学者在对“瘴气”的研究中使用了文化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对相关历史现象进行病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和解释,或许更为重要。     

疫灾治理的历史使命与家国情怀:以国家史为视角

正在我国古代各种自然灾害中,瘟疫属于危害性极强的重要灾害类型,常常导致成千上万的病患死亡。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就要调剂余缺,对陷于疾疫灾荒的贫苦百姓施以援手。"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管子·小问》)因此,疾疫看似侵害个体生命,其实属于群体性灾难,必然危及国家根本。对瘟疫和疫灾的历史研究,应该基于国家史的视角去审视思考,由疾疫病患的个体生命史和生存史研究提升扩展到疫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疫灾频度平均为21.0%,其中西晋时期疫灾最为频繁,疫灾频度高达34.6%。夏季是疫灾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三国时期的疫灾重心在河南,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陕西与河南,东晋以后的疫灾重心在江苏。总体来看,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稠密、战争相对频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淮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主要流行区域。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元朝(1279-1368年)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78%。元初疫灾多与战争有关,中期疫灾多由旱灾及其所致饥荒引起,后期疫灾则是灾荒和战乱叠加的结果。元朝疫灾大多发生于夏季,很少发生于冬季,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仅从疫灾频度看,元朝经历了一个4落3起的波动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疫灾频度和广度来看,元朝疫灾表现为一个2起2落的波动过程,1280-1319年为第一波,1320-1369年为第二波。省级空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95.27%的疫灾县分布于人口相对密集的东南诸省,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浙行省的疫灾最为严重。县级空间尺度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今京广线以东地区,且南方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为疫灾最频繁区域;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北京、南京、绍兴、苏州等城市。     

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

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瘴气与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其分布区域随自然生态要素的改变而变迁.随着清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加强,很多瘴气密布的地区得到了开发,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瘴区范围从腹里地区向丘陵及深山河谷区退缩.瘴气密集的潞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以及滇中、滇东北的金沙江河谷区、滇黔交界区也出现了瘴气减弱退缩的现象.瘴气区域的变迁反映了生态环境变迁的状况.     

菑疠与历史：秦汉大瘟疫与人的博弈

正2020年初,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由武汉蔓及全国各地,短期内确诊感染者达数万人,让原本的庚子春节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疫情促使我们从疾疫史的视野回视历史上人类与灾疫的关系。刘滴川的《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天地出版社,2019年3月)全方位展示了秦汉瘟疫文化故事和历史真相的另类文明史,揭示了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与深刻意义。瘟疫离我们并不遥远。"瘟疫"不是代称或统称某类或某些疾病,而是泛指由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和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而且只有其造成一定范围内连续性的死亡病例,并引发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泉州富美宫与泉台文化交流

泉州富美宫,亦称泉郡富美宫,位于泉州城南的富美古渡头,奉祀西汉名臣萧望之,即萧太傅。萧太傅原来可能只是移居泉州的萧氏后裔奉祀的祖先神,后来影响扩大,演变为富美当地的保护神。明代中后期,泉州沿海一带瘟疫肆虐,萧太傅被当地民众奉为王爷,赋予其司瘟驱疫、降灾赐福的职能。由于富美宫在灾疫之年都会放送王船,拾到者莫不立庙奉祀,再加上泉州民众迁徙人台时,往往也带上萧太傅香火随行,富美宫的影响不断扩大,发展为闽台王爷信仰的大本营。本文拟对泉州富美宫萧太傅及其他王爷信仰传播到台湾的过程,以及泉台两地的信仰文化交流情况作一简述。     

乾隆朝(1736—1795)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峰期,乾隆朝又是其中重要阶段之一。综合运用疫灾指标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SPSS相关分析法对乾隆朝疫灾地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1) 乾隆朝有疫灾之年58个,疫灾频度为96.67%,其中1748、1756、1786年为三次大规模饥疫。疫灾流行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冬季最少,且以多季节流行为主。 (2) 省域尺度上,形成南北两条疫灾指标高值区分布带,疫灾指标总体自西向东逐渐上升,其中江苏省(含上海)受灾最严重。县域尺度分布具有阶段特征和集聚特征,疫域范围不断拓展,集聚程度持续提升;疫灾分布具有区域差异,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南方。 (3) 疫灾分布格局受制于人口分布格局、区域开发强度、自然灾害多寡等因素,表现为省级尺度上与疫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886、0.664和0.685(P均为0.01)。     

开展中国疫灾史研究的基础--《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述评

疫灾是由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造成的灾害。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过去的三千年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疫灾史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际史学界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中国疫灾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开展和推进疫灾史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历史上的疫灾史料,因此,对过往三千年疫灾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既是学界的一个难题,也是疫灾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瘴”与岭南

正"瘴气"一词在中医古籍中始见于约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升麻一名周麻。味甘,苦,平,无毒。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瘟疫,瘴气邪气,蛊毒。久服不夭"。[1]可见至少在此书前,"瘴气"的名称应当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广泛使用。方书最早记载"瘴气"的是晋《肘后备急方》:"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二……腰膝疼痛,久立不得,浮气瘴气,憎寒壮热,头痛尤甚。"[2]其后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代《圣济总录》等,均     

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民国时期的疫灾呈现出与历史上相似的特点,如成灾机制复杂,灾种多样,疫死率高,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等。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在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和医事人员的培养、疫灾防治的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成绩斐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值得思考。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地区爆发的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爆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同时,瘟疫也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     

1588—1589年瘟疫流行与徽州社会

1588—1589(万历十六—十七)年,徽州府瘟疫流行,给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中央政府救疫不力的情况下,徽州社会显示了强大的自我恢复功能,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云南潞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

云南自古就是著名的瘴气之乡①。瘴气不仅分布范围大,存在时间较长,随社会历史发展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并对瘴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是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和开发深入推进的时期,随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方志纂修的兴盛、亲履瘴区人士的增多,云南瘴气得到了相对广泛和详细的记载,瘴气分布区也随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被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这些区域交错集中于深山河谷中,纵贯于滇西、滇西南、滇南、滇东南的潞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等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