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川幕府时期的检地政策及其实施

日本历史上,继丰臣秀吉的太阁检地后,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德川家康及其后继者们为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幕藩体制,并以检地为依据确定石高分封制的原则。更好地推行“石高制”这一土地所有制度,在其执政期间,根据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制定并实施了检地政策。本文主要叙述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各个阶段的检地政策、实施目的、实施情况及其意义。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年的日本工人运动

一、“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自从经过“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为了满足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的要求,明治新政府施行了发展工商业的“产业奖励”政策。它一方面废除了前此在“江户幕府”统治期间内称为“座”及“株仲间”的封建性工商业组织;一方面又着手整顿了幕府末期以来混乱的货币制度;同时又允许农民有选择职业亦即进入城市参加工厂劳动的自由。这些政策,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     

“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

一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终江户一朝,幕府在严禁国人渡海出航的同时,也限制外国船只来航,只开长崎一口接纳来自荷兰和中国两国的商船,有人因此将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与清代中国的闭关相提并论。然而细考江户时代的种种措置便会发现,作为小国和岛国的日本在关紧国门的同时没有忘记留下窗口来了解海外的世界,以便审时度势,寻求应对,而当时前来长崎进行贸易的荷、中两国商船就成为日本幕府了解外部情形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平泽元消（琼浦偶笔）卷六“唐船互市杂记”载：“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蛮…     

近世后期日本回船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幕藩体制的冲击

江户时期，德川幕府通过大阪中央市场和特权商人集团管控国内贸易，维系幕府统治。到江户后期，随着沿岸航运的日渐发达，联通全国的航运交通网开始形成。西南诸藩借助西日本濑户内海的区位优势，依靠回船贸易成功摆脱了财政困境，同时又因位处迎击西方“黑船”的前沿位置，不得不积累财富并加强武备。回船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让西南诸藩具备了可以对抗幕府的经济实力，也让其统治者及有识之士坚定了贸易致富甚至开国通商的想法。由此，“黑船来航”成为西南诸藩主张开国通商的借口，更成为促使日本推行幕末改革、开启明治新时代的外部契机。“萨长同盟”则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内部政治力量，推动日本走上倒幕维新之路。     

镰仓、室町时期的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成立于战国后期的日本茶道（初期称为“茶汤”或“佗茶”）,虽然在形式上与南北朝时的“婆娑罗寄合”这种喧闹、奢靡的饮茶之风迥然不同,甚至与室町幕府的将军所举行的茶会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禅的精神的融入,正是对“婆娑罗寄合”的一种反省与反动,而室町幕府茶会中的“唐物数寄”、以建盏天目茶碗为代表的“茶具足”和“书院座敷”这三个基本文化元素,是后来日本的茶道得以成立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书院座敷”构成了茶道得以展开的基本空间,“茶具足”是茶道得以进行的基本器具,而“唐物数寄”则是使整个茶道活动充满了优雅文化气息的基本组成。     

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幕府和天皇的御瓷

最近,我发现4个瓷瓶,分别出自日本的江户幕府和近代天皇。日本瓷器没有中国式的官窑,按照中国的说法几乎都是民窑,朝廷和幕府的御瓷往往出自一些著名的民窑。这些瓷瓶类似于中国的青花瓷,有的结合五彩工艺,在当时的日本是登峰造极之作。在中国所藏的日本瓷器,它们无疑属于翘楚之作。其中,有日本天皇“御赏”乃木希典和张作霖的3个瓷瓶。乃木希典(1849—1912年)是日本陆军上将、甲午战争以来侵     

中国幕府制度的渊源、特征与嬗变

中国封建制国家机器,历二千多年皆实行幕府制度,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中国文化的制度层面流传,演化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那么什么是幕府制呢？据《辞源》解释：“军旅无固定住所,以帐幕为府署,故称幕府”,“后世称衙署为幕府”;在将帅幕府中的参谋。书记等称“幕友”,以“后用为地方军政官延聘办理文书、刑名、钱谷等性理人员的通称’。这些人又称“幕客”、“幕宾”、“幕僚”。①幕府制自汉朝始,而宋朝人,对汉唐的幕府制作了详尽的描述,说：“汉代公卿群守,皆得自举其属（即幕僚）,中兴之后,辟召尤盛,故当时幕府彬彬然多…     

日本幕末横滨开港与锁港之争

1859年7月,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之一——横滨正式开港。然而,日本国内政局因开港而动荡不安,幕府对外政策则处于开国抑或攘夷的摇摆中,乃至试图关闭横滨港以求维持统治。本文拟对幕府末期围绕横滨开港与锁港问题展开的内政和外交活动进行具体考察,探析近代日本一波三折的开港历程。     

康雍乾三帝对日本的认识及贸易政策比较

中国和日本两个隔海相望的邻国,经过了唐宋友好往来的年月,又历经明代因“倭患”和朝鲜战争引起的抗争时期,入清以后两国的官方关系却出现了冷漠而隔阂的状态。一六三九年,日本德川幕府宣布实行锁     

17—19世纪日本的皇权主义思想

近世日本朱子学和国学在继承了古代“记纪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神化皇权的理论,强调天皇为神的后裔,本应拥有“神圣至尊”的地位和权力。德川幕府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日本思想界祭起“皇权主义”大旗,深入论证并广泛传播天皇及皇权“神圣至尊”的思想,使天皇成为凝聚民心、发动“尊王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还出现了“尊皇扩张”的政治主张。明治维新后,皇权主义思想继续演进并被推向极致,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日本近代化的障碍,但也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动力。     

问题讨论与解答

一八六八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对于德川幕府控制下的藩侯的利益是个严重而致命打击。因之在一八六八年前后,以德川幕府为首的许多藩侯曾对当时的反幕府运动——如一八五八年反幕府运动和「王政复古」「藩藉奉还」等措施是进行了顽强反抗的。可是,为什么有些大藩侯如萨摩、长卅、土佐和肥前等藩阀,还积极的进行了反幕府活动和支持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呢?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理解:在十六世纪,由于伟大的地理发现和寻找新的殖民地,欧洲人的远征队开始访问日本,此后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是自一八四○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日本在亚欧资本主义势力压迫下,也逐渐被「开放」了。日本幕府政府曾被迫先后与美、英、法、荷、俄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和许多对日本不利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就实质上来说已使日本降到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的直接结果是加强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内部危机。     

《本草纲目》在日本

被达尔文称之为“东方医药巨典”的《本草纲目》,1596年在南京问世后,先后被翻译成日、英、俄、德、法等多国文字,传遍五大洲,饮誉全世界。世界上最早翻译《本草纲目》的是日本。公元1607年,日本皇都书肆首次刊行了《本草纲目》,书名叫《广大堂质问本草》,共55卷,仅限于幕府宫庭御医阅览。将《本草纲目》传入日本民间的是日本幕府御医总库（相当于今天的卫生部长）曲直玄赖。他对《广大堂质问本草》删繁就简后,以其在京都开办书林的内兄野田弥次的名义出版了《质问本草野田弥次右卫门本》,轰动了日本民间医药界。京都新崛起的书林…     

近世日本对中国中医药的受容

近世日本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本文从日本江户幕府经由长崎贸易渠道购入中国中医药书籍、招募中国民间医师、购入中药药种和药苗三个方面考察了近世日本对中国中医药的受容,并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初步分析了近世日本引进中国中医药的原因。     

抗战时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刺探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信息,是日本实施侵华国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利用庚款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开启了“对支文化事业”。其以“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普及科学知识”为名,在中国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刺探搜集资源情报,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包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内的整个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均纳入战时体制,所有调查研究均围绕侵华战争展开,沦为执行日本侵华政策的附庸和帮凶。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华文化机构,其侵略和情报搜集活动才告终止。     

救国运动与“七君子”苏州审判案

上海救国运动与南京救国会的筹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几个月内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又勾结汉奸,建立了伪“满洲国”。后又不断向关内发动进攻。1935年又勾结汉奸在华北地区策动所谓“自治”运动,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然后进一步灭亡全中国。     

日本近世幕藩体制的矛盾与困境——以赤穗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1703年,日本江户发生了赤穗藩浪人刺杀幕府高官以为主君报仇的事件。围绕如何处置46名浪人,幕府、儒者、民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幕府欲"以法治国",最终严惩了复仇者;儒者间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礼法之争,对浪人复仇行为是否有罪呈对立态势;三百年来常演不衰的《忠臣藏》更成为日本民间崇尚忠义的情感象征。观念冲突背后反映出了日本近世幕藩体制下,集权与分权、家制度与国家权力、儒家伦理与法律的矛盾。幕府最终决定运用公权力以法之名严惩浪人的逻辑暗示出日本社会演变的可能趋势,其中蕴含的机理凸显近代转型的契机。     

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侵略史料一组

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从赤裸裸的军事霸占,改为所谓“中日合作”的欺骗方式进行引诱。于是,1938年11月日本便成立了两大国策会社——“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分别经营华北与华中的“统制事业”。华中振兴会社即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在“中日提携,经济合作”的幌子下,通过与日本操纵下的维新政府进行所谓合作,即由中国方面以既有之现物为资,而加诸日本方面的资本与技术,经营矿产、煤、盐、水电、水产、蚕丝、交通运输、瓦斯、电气、电讯电话及上海房地产,对华中进行经济掠夺。本组史料选自馆藏伪维新政府档案,对此史实可窥一斑,可资史家参考。     

民国一次提倡国货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军事侵略我国的同时,也加紧了经济入侵,日本商品充斥着我国市场南京。为抵制日货、推销国货,南京国民政府相继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货公司、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     

从战地记者到“文化使节”——试论林房雄在日占区的角色转换及其中国观

林房雄是日本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兼评论家。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他的普罗文学创作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时,林房雄作为随军特派记者来到上海战地,以充满对“支那”嫌恶的笔触写下了战地报告文学《战争的侧影》。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沦陷之后,他作为日本文学报国会派遣的“文化使节”,多次往来日占区,参加这里的文学活动,频频发表意在指导中国文学运动的文章。战后,林房雄发表文章为侵略战争翻案,在日本舆论界、文化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侵华时期,林房雄的言论对台湾和中国大陆沦陷区都产生过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军国主义御用文人,林房雄的文化殖民活动招致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受到沦陷区部分人的附和与吹捧。林房雄所描述的“他者”形象,为沦陷区某些文人接受,从而使林房雄的“他者像”与沦陷区某些文人的“自画像”达成“同谋”（或日“共犯”）关系。对中国的蔑视和贬抑态度是贯穿林房雄思想始终的中国（人）观,在他这个没有他者和外部存在的世界里,不断生产的只能是关于“日本”、“日本人”的民族统一性的话语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