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时期关于代表制的分歧与争论

在美国革命领导人和后世的研究者看来,代表制共和政体的建立乃是美国革命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政治创新。形成于中世纪、长期作为君主制统治辅助机制的代表制,在美国革命时期复杂的思想论争、利益博弈和权力斗争中发生转化,变成了现代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性制度。美国革命一代关于代表制进行过多次热烈的讨论,其中贯穿着民众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分歧与竞争,反映了民众和精英之间的猜忌、冲突和较量。同时并存的多种代表制主张经过争论、平衡与折中,形成了作为现代民主的机制的代表制理念,并且预示了此后美国民主政治的演化路径。     

民主的嬗变:从直接民主到代表民主

直接民主制存在两个重大缺陷:其一,它只适用于域小民寡的小国,而不适用于广土众民的大国;其二,因为大多数,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公民,既无闲暇也无兴趣去钻研公共事务,所以直接民主的决策质量不高。为此,混合政体论者主张将民主只是作为构成政府的成分之一,去代表和保护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代表民主制的出现使广土众民不再成为推行民主的障碍,也大大提高了民主的智慧水平。     

论中国氏族组织的非民主特征

通常认为,所有的民族包括汉民族在内都经历过军事民主制阶段。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民族所遗留的民主形式中,可以推断他们确实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就没有发现任何一点民主的遗留形式。中国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是等级制的宗族组织。从这种组织中可以推断,中国在远古时期就没有经历过军事民主制阶段。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分途是从远古开始发生的,在远古的社会组织中就有了等级制和民主制的不同形态,这种不同形态规定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论中国氏族组织的非民主特征

通常认为,所有的民族包括汉民族在内都经历过军事民主制阶段。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民族所遗留的民主形式中,可以推断他们确实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就没有发现任何一点民主的遗留形式。中国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是等级制的宗族组织。从这种组织中可以推断,中国在远古暑期就没有经历过军事民主制阶段。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分途是从远古开始发生的,在远古的社会组织中就有了等级制和民主制的不同形态,这种不同形态规定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列宁关于“工人民主制”的构想

俄共(布)十大提出了党的组织原则由战斗命令制转向"工人民主制"的任务,并且对实施"工人民主制"的方式方法做了具体阐释,对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但遗憾的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使这种转变并没有实现,"工人民主制"这一国际共运史上最符合共产党"阶级性"和"党性"原则的组织制度和结构设计未能取得全党的共识,故从来没有真正付诸于实践过,从而为列宁去世后"民主的集中制"的扭曲与变形埋下了隐患。     

历史上以色列议会民主制浅析

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制的国家,一直被誉为"专制沙漠中的民主绿洲"。虽然以色列的政治体制大体上沿袭于西方的政治传统,但又明显融合了以色列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因素,形成来源于西方而又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政治体制,在中东这块君主专制的沙漠中形成了它独具特色的议会民主制体制,深深影响着以色列的政治现状和政治发展。     

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

美国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界定和评价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反映了古典政体理论和殖民地时期民主概念的影响,又呈现出新的演变方向。当时人对民主的理解很不一致,对民主的价值评判也存在尖锐的分歧。这种基于不同的民主定义而产生的意见交锋,推动了对新型政体的探索,促成了“代表制民主”概念的出现。“代表制民主”的概念既是美国人对革命时期政体实验的观察和总结,也是民主政治“精英化”和精英政治“民主化”这一双向过程的产物。它对古代民主的原则和机制均做了改造,吸收了许多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因素。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反民主派”的得势,毋宁说是“民主派”的胜利。     

略论禅让制的性质

禅让制历来被视作一种原始民主制。但禅让制下既不存在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也没有能够体现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尤其是在“帝”位继承方式上,只是在位者自己为自己选择一个后继人,加以长期试用、考察和培养,放心后才把权力交给他,否则就另外培植。因此,这是一种由个人指定接班人的继位制度,属于个人独裁制的范畴。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国内外民主制度面面观

从世界上存在过的民主制度上来看,主要分为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两种。这两种民主制度各有其优势,在历史和现阶段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典型的代议制政体,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议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历史和国情的制度。本文主要从直接民主制的缺陷和实行条件上来分析,为何中国不采取直接民主式的政治制度。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我看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就需要以民主的原理阐明党与国家,党与人民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以现代民主制的要求,重建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本文仅就前两个方面的关系作一理论分析。     

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刺杀僭主”叙事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虽然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始终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分析表明,贵族发明的话语传统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被大众转化为城邦的政治话语,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民主化,为民主政治话语提供符号、仪式和形象,成为民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对旧时代政治符号的继承,并不等于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能够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对旧叙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反而说明民主政治有能力利用旧传统的养分,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政治话语。     

僭主想象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

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寡头制是民主制的对立面和死敌,雅典政治史是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史。然而,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继承了古风时代精英的反僭主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僭主才是民主制的死敌。僭主符号在雅典人的话语渠道不断地流传与再造,演变出一系列关于僭主的想象,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在雅典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罗得岛问题”与美国的代表制民主

罗得岛问题是产生于罗得岛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制宪运动中的一个有关人民变更政府的权利的问题。围绕该问题的争论既是革命时期政治辩论的延续,也是革命时期构建民主政治的继续和发展。罗得岛的改革派和反对派分别诉诸革命时期激进派和建国精英们的话语,对人民主权的含义、多数统治的限度,以及人民的革命权等美国代表制民主的若干根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而罗得岛问题的结果也表明,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美国民主的制度内涵和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论波兰传统文化的特征

波兰传统文化由贵族文化演变而来。贵族文化的核心是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民主自由是波兰传统文化的第一特征 ,它产生于 1 6世纪建立的独特的贵族民主制。波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开放文化是波兰传统文化的第二特征。波兰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奉行宗教平等政策 ,宗教宽容是波兰传统文化的第三特征。贵族民主制的极端民主和自由 (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权 )造成了无政府主义 ,这是波兰传统文化的一大缺憾。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对近年来国外雅典民主制研究的思考

雅典民主制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热点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西方学者在对雅典民主制研究的选题和价值评估上,体现了更多的热情和政治色彩,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和新成果。本文梳理了西方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学科史的考察。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何塞.黎萨尔被认为是菲律宾"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在有关黎萨尔的研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黎萨尔的著作来看,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黎萨尔所强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的政治思想,经由美国殖民政府的渲染,最终构成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的基本模式——旧框架内的和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