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肃反”中的宽宏大量

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为了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在红四方面军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决定在红军队伍中开展一场"肃反运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定》,延安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会议,史称"延安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毛泽东仍对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等     

扭转中国革命危局的中央与陕北“互救”

历经艰险、减员九成的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哈达铺,意外得知陕北红军消息,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决策,为万里长征定下落脚点。毛泽东称此"陕北救了中央"。在吴起镇,惊悉陕北苏区搞极"左""肃反",中共中央火速拨乱反正。被解救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同声称此"中央救了陕北"。这一戏剧性"互救",隐含怎样的历史机缘?如何孕育了革命事业重大拐点?读罢当有感悟。     

“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

"左"倾路线曾在一个时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其后果就是出现肃反扩大化,伤害了众多同志,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陕北肃反就是其中一例。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毛泽东与张闻天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张闻天着手在前;但大众多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是毛泽东一手主持的。欲知详情,请阅《"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一文。     

任弼时与湘赣苏区的“肃反”

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仅湘赣苏区肃清"AB团"时,就有大批红军遭屠杀,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得人人自危。1933年5月,中共临时中央调任弼时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处于"肃反"运动火头上,面对"肃反"扩大化,任弼时实事求是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受迫害者汇报,认真分析历史与现状,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肃反"扩大化错误……     

方志敏与赣东北苏区肃反

正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县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苏区的创始人。土地革命后期,方志敏与主持肃反运动的"左"倾领导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指出肃反发生扩大化错误,是党内著文批判肃反错误的第一人。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引起了赣东北苏区党的注意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向各红色区域派遣     

我上门批判孙大雨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上海全市震荡。反右派斗争在复旦大学迅速展开。但是,却碰到一块"又臭又硬"的大石头——孙大雨。这位研究莎士比亚专家,解放前是上海进步教授,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为民主革命作过贡献。但在解放后思想改造运动中,和在"肃反"运动中,     

富田事变是如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

多年以来,对于为什么在中央根据地会发生对富田事变的有关人员进行逮捕和杀害的严重错误,有人从"左"的肃反政策上找原因,有人从肃反的执行者身上找根据.笔者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发现,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有一定的关系.     

苏区肃反扩大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1927—1937年在各苏区发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新时期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坊间较为关注的问题。肃反斗争贯彻各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始终,肃反扩大化问题在不同阶段程度不同地发生,肃反扩大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其血的代价,刻骨铭心。其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脱离中国实际;抵制和纠正的行为与扩大化错误共生,与中共由幼年到成熟的历程同步;10年苏区斗争史的主流必须充分肯定,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应该永远汲取。     

"武汉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一 　　"武汉事件"是指1967年7月20日正在武汉处理两派联合的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被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派殴打、扣押的事件.中央文革小组获知这个消息后,从上到下大为震惊.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营救王力的措施,刚从武汉回京的周总理又折回武汉.……     

“二月抗争”中“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

能够在十年浩劫的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1935年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肃反问题考论

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不仅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对这次肃反先后数次做出结论,但每次都有所不同,就使这场规模并不大的肃反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对红26军发展的历史考察发现,这次肃反是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如:红26军从建立以来,中共陕西省委就认为其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将这种看法报告给中共中央;陕北特委负责人也认为红26军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多次写信汇报给中央北方代表,导致中央北方代表派人到陕甘边和红26军来解决右倾问题。而张慕陶、张汉民事件成为导致对陕甘边和红26军进行肃反的主要诱因。     

也谈李韶九在富田的滥捕滥杀

1930年12月7日,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以红一方面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帮助江西省行委肃所谓的AB团。在肃反过程中,李韶九的确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错捕错杀了不少人。但过分夸大李韶九的错误,把富田事变发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韶九,也与历史事实不符。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二分铜币简介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二十世纪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它以耀州区照金镇为中心,横跨耀州区、旬邑、淳化、宜君等县(区),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3-4万.后来在反"围剿"斗争中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初,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同年7月,在陕北省财政部领导下设立陕北省苏维埃银行.财政部部长艾楚南兼任行长,行址在延川县永坪镇石油沟.银行下设货币印刷所和造币厂,印刷所负责印刷纸币、布币,所址在石油沟,负责人为张子贞.     

阎红彦生平片断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品格中,有许多可贵之处。当高岗权势煊赫时,他敢于揭发高岗;当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他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不能光唱赞美歌;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方针时,他敢于提出:“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当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对他横加训斥时,他敢于愤然相对:“我就是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你们这样搞下去要出乱子的!” 坚持真理、反对错误,有时固然困难,但尤其困难的是,当错误成为潮流,或者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依然能坚持真理,反对错误。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此之谓也。     

解放战争中的周恩来

正解放战争爆发后,我军"总参谋长"一职实际上出现空缺,军委作战部的工作由作战部代部长李涛直接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1947年3月18日,军委作战部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为应对解放战争的艰苦环境,避免全局性损失,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一分为二,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和军委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     

任弼时来到我们红二、六军团

红二军团在湘鄂西曾创建了东西长五百里、南北二百里、人口近三百万的红色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三大苏区之一。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中央代表来湘鄂西有恃无恐地彻底推行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致使红军不断遭受重大损失。以后又在清除“AB团”“改组派”的肃反运动中取消了政治工作,最终导致了湘鄂西苏区的彻底失败。贺龙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面红旗子”。正在这个时刻,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来到黔东同红三军会合。他们也是在…     

实事求是的任弼时

正任弼时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在指导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主持湘赣苏区工作座谈会和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指导西北高级干部会议:深入调查研究,住在西北局机关"蹲会"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人,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     

中将王尚荣与夫人黄克的风雨爱情

“难道我还不相信你?”肃反风波,黄克想到了自杀 1943年初春,寒气逼人。 一股肃反扩大化的寒风从西北高原吹到了绥德警备区,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革命队伍中顿时人心危危、乌烟瘴气。     

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

1975年10月,整顿形成全方位的发展态势.邓小平进行整顿,本来是按照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指示办的,有些领域的整顿,如文艺调整,还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启动的.但是,整顿的深入,不能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狷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的矛盾终于在1975年11月爆发了.     

简论中东路事件中“两个口号之争”

1929年7月10日,东北当局悍然以武装抢占中东路,封闭苏联驻哈尔滨的机关,并陈兵中苏边境,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在中东路事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连续发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并依照上述精神制定了相关方针政策。"左"倾中央的这些行动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以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发现了中东路事件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与当时中央不同但却是符合中国革命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策略口号。结果,引起了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