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抑他杀：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集中现金条例是武汉国民政府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其评价与判断武汉经济困难的成因密切相关,向有的“自杀”、“他杀”两种观点,作认为均有偏颇之处。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是武汉政府在当时环境中较现实的做法,其实施对该政权有实际的利益。而政策出台后各方的反应亦使武汉的经济困难加剧。不过,政府虽刻意宣传“经济封锁”是导致其经济困难的主因,但实际上其内部的财政问题以及有所失控的群众运动均是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的根本源头。政府亦曾采取“新外交经济政策”以摆脱危机,但效果不彰,最后在政治剧变中被迫放弃集中现金政策。     

“北伐”期间田中内阁对“满蒙”政策的一面

1927年中国"北伐"之际,日本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面对中国巨变的政治形势,采取策略维护并扩大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是田中内阁最主要的外交任务。为此,田中一方面通过非正式外交的手段诱逼张作霖签订"满蒙五路协议""东三省治安维持协议""中日经济合作协议",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独占利益;一方面游说美国财团购买"满铁"社债,实现对美协调外交,形成与美国在"满蒙"利益捆绑的局面以应对"北伐"。虽然最终两条策略都失败了,但研究其推行的过程,可以帮助了解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对"满蒙"政策的一个面相。     

两位外出木匠在一九六九年的遭遇

此文朴素真切,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近来听到一些赞美文革的议论,仅就经济政策而言,赞美者恐怕不是木匠之类的劳动者,或者不熟悉情况。设身处地替木匠们想一想,他的文革观该是什么样？[编者按]     

让人纠结的“中国结”

最近,哈佛大学的一项名为《中国世纪？美国为什么仍然有优势？》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报告指出,舆论普遍相信中国崛起并且很快会超越美国的想法,存在很大的误区,也解释为什么对“美国衰弱”的忧虑是错误的。其中着墨甚多的是经济领域。     

经济部类续志的新视角

每一部志书应当能够尽可能达到我们这个时代人思想的高度、视野的广度。基于对首届修志的经验教训和当前社会经济文化格局的新认识,笔者对省志续志经济部类的框架结构进行了以下思考:一、借鉴经济学研究成果,强化经济部类志书编修的主体意识。“三个代表”思想开拓了我们分析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眼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和研究,使得全新的利益观、收入观和财产观得以确立。方志界不能再用落后、僵化的眼光和思路来理解经济现象,应当通过对近年来社会进程、思想观念方面的理解,把握社会的深层变革,用对经济史和商业文化的理性认知…     

1937-1945:日伪与上海"第三国"势力

战时上海“第三国”势力主要指英美等国掌控的公共租界当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日方总的原则是 ,一切以争取对华战争的胜利为前提 ,在不发生正面的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 ,尽量使英、美、法等第三国保持中立。同时 ,采取多种手段 ,逐渐削弱、排挤英美在上海的势力 ,最后达到其独占的目的。全面占领租界后 ,日方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疯狂侵占英美等国的经济利益 ,努力消除其政治影响。英美终战时 8年 ,虽时有妥协之举 ,但为了其自身的利益 ,为了不轻易放弃在华、尤其是在上海等地的势力和影响 ,未承认日伪上海市政府     

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建设行业大突围报道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两通”为突破口的武汉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敞开城门,放开市场,十万外地建设大军涌人江城。实力超群的“中央军”、资金雄厚的“野战军”,如虎狼之师,挤压、蚕食武汉建设队伍昔日一家独霸的地盘。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后,“地方军”的传统优势消失殆尽。是怨天尤人、坐以待毙？还是冲出围城、开辟新天地？这是当时武汉产业界共同面临的生死考验。     

论沃伦·哈定的＂常态＂政策

1920年美国共和党人沃伦·哈定当选美国总统。鉴于当时民众对一战时政府实行的管制政策和战后出现的经济萧条的不满情绪,在综合考量了国家利益和国内外环境后,哈定提出了“恢复常态”的主张：对内推行自由放任并配合低税收等措施,振兴国内经济;对外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常态”政策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贫富差距,但从整体上看它使美国从战时政治经济体制顺利回复到和平经济状态,同时也刺激了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得以继续提高。     

体验经济时代的“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对策

体验经济即将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的消费和需求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旅游业是体验经济的重要行业,体验经济赋予了“农家乐”旅游新的时代内涵。“农家乐”旅游要从主题的创意、开发体验旅游产品、打造体验服务、提供体验旅游纪念品等方面应对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公平社会从哪里来——对话周保松

公平社会,我可以做些什么 人物周刊：在你心目中。怎样才算公平社会？公平社会是否就是好社会？ 周保松：这是一个“What”的问题。对我来说,一个公平社会,就是每个公民能有尊严地活着,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充分保障,同时有平等的机会和经济条件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政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并尽量避免生产工具和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也论“华人经济”

随着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推进，华人经济的相关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对沿用已久的“华人经济”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华人经济”概念的提法不符合实际。     

“封锁香港”问题研究(1868-1886)

19世纪中期，粤港洋面鸦片走私猖獗，对中国关税权益造成极大损害。中国政府为此在香港周边地区广设关卡巡船，专责查缉走私。但港英政府和商界诬蔑中国政府的正当行动是对香港的“封锁”。“封锁香港”问题由此产生。“封锁”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海关主权之争，鸦片税收冲突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清政府在维护国家关税主权、挽救经济权益的抗争中，最终滑向以牺牲国家主权换取经济利益的错误道路。     

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地方性新政事业的开展,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省”意识开始形成,“本省”成为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封疆大吏乃至部分群众的流行语。“省”意识变化的直接后果,造就了20世纪初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它兴起的基础就是“本省”这种群体心理和省的利权观念。“省”意识的变化,推动了各省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使地方主义抬头和地方利益的扩大。晚清地方主义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中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清政府只注意在政治层面上收仔抚之权,加强中央集权,却在“铁路国有”政策的雉行过程中侵犯了各省利益和群众的个人利益,从而造成矛盾激化,加快了自身灭亡。     

乡村旅游经济利益关系分析 ——以长沙市白箬铺镇光明村为例

本文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当地政府及村委会、旅游经营者(包括外来投资企业和外来居民)、当地村民定义为核心利益相关者,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形式获取有效数据,分析当地乡村旅游在开发和经营过程中的旅游经济利益的流向与诉求,从而构建经济利益相关者间的共生机制,实现多方共赢局面...     

稀有姓氏的死与生

“死”、“骂”、“难”都是姓氏,“你”、“我”、“他”亦是姓氏,不过它们和许多古老姓氏一样,大都消失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使用过的姓氏有两万多,但今天专家的研究结果只有7000多,而其中亦有不少姓氏已经或正在变得稀有。稀有姓氏会死吗？与此同时,在我们身边,又有一些崭新的姓氏诞生出来,也相当稀有。姓氏,不只是古老的文化,足否也会成为当代的新文化？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经济理论依据

1957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是因为他认为1955年以来进行的“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经济建设速度放慢了速度。与此同时,他还阐发了自己的“积极平衡”的经济理论。     

从抵制到接受:清代浙江的玉米种植

与传统的玉米种植史研究范式不同,本文从气候突变、山林经济角度分析清代浙江省玉米种植史料的生成,认为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的几次洪灾促使地方官员和士绅提出玉米引发水土流失的观点,道光年间降雨量增多又推动其形成更为完整的玉米为害表述体系,进而影响地方志的书写。清代江南木材需求量扩大,繁荣了浙江山区的杉木种植业,推动棚民采取刀耕火种法和林粮间作模式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玉米也因具有根系发达、穿透力强等特点而取代传统杂粮成为新的"花利"作物,承担起维系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功能,但却没有成为山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更不会直接促成大规模的人口增长。     

与“博”的战争

追求冒险、渴望成功,以最少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收益,这就是赌博的好处——似乎可以满足人类所有这些与生俱来的诉求。既然是出于本性,为何在西方发展为无烟产业的赌博,在中国会被推上与“道德”势不两立的战垒？曾经被作为智慧、风雅象征的竞博,又是如何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是“赌”,还是“博”,大有不同。     

一项改革建议的提出和采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起步？这是面临的首要问题。1980年12月10日我写了篇《试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因题目长达19个字,其核心内容是按企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分类管理,抓大放小,被简称“抓大放小”、“分类管理”,亦被简称为“一个建议”。这份建议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发改委主任马洪所赞同和采纳。现回忆之,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