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

包产到户初创农民对合作化的“反抗”,最早是“闹社退社”。大约在1956～1957年,曾有过一个退社风潮,随后被压了下去。那以后农民就转而使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农民“闹社退社”是想从农业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体制一些“修改”。这是一个     

张闻天关于"包产到户"的笔记

1962年7月,张闻天在酝酿、写作“集市贸易意见书”的同时,还思考了有关“包产到户”的问题。在经济困难时期,安徽、福建等地农村干部群众,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渡过难关,保存生命,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怎样看待“包产到户”,引起党内重大争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成为主流。采取了纠正、强扭的办法,但纠正了一个时期,农民不满的很多,部分地区“包产到户”继续发展,“责任田”反而扩大了。     

“包产到户”第一人传奇人生

一提起“包产到户”,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因为那里是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并为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省偏远山区小县的芦山县,就有一个当年才18岁的小青年主张“包产到户”、屡屡上书毛主席而被错误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后,两次以死捍卫真理,在牛棚里一蹲就是20多年。如此坎坷的人生苦旅,爱情之路自然也不平坦。在2001年的元旦前夕,笔专程赴四川省芦山县采写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钱让能为责任田上书毛泽东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     

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

1972年秋,农村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曾被错误批判为“小脚女人”和“刮包产到户单干风”的邓子恢,在历经坎坷后,终于在76岁高龄时一病不起,长期躺在北京医院里与死神周旋。一些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后纷纷赶往医院看望这位德高望重、屡受冤屈的老人。老人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时思维清晰,常和战友们畅谈往事,其中触及最多的话题是30年代的红军生活和60年代的包产到户。他怎么也忘不了包产到户,总要强忍病痛向人们陈述自己保荐包产到户没有错,并顽强地预言包产到户迟早会实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1998年盛夏,杜润生、朱厚泽等一批党史和农村问题专家,来到浙江省永嘉县,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生在这里的“包产到户”试验,进行考察、研讨,最后形成一个共识:1956年春,在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全国农村最早发生,并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行,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改革实践。     

广西农村“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历程

广西农村“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历程何成学新中国建立后的广西,农村“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经历了萌芽、有益尝试、普及推广三个阶段。其中萌芽和有益的尝试在全国均是最早和较为典型的省区之一;但其普及推广在全国则居后。因此,研究这一特殊现象是很有意义的。本...     

本期导读

《“包产到户”第一人传奇人生》说的是吴明玉早在１９５７年２月就在《四川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包工包产到户”。不久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银挡入狱。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并多次上书毛主席。２０年后才平反,并获得迟来的美满爱情……牟善初教授曾多次主持党和国家多位重要领导人的医疗抢救工作,有“保健神医”之称。如他主持的对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王震的重大的医疗抢救,许多细节鲜为人知,牟教授的医术和魄力也十分感人,为本刊首次披露。《开国元勋的健康卫士牟善初》值得一读。《屡建奇功的孙中山女保镖》描…     

一颗熠熠生辉的改革之星——追忆项南主政福建五年

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1981年,项南同志来福建主持省委工作。尽管当时粉碎“四人帮”已经数年,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然而在福建的各项工作中,“左”的遗害依然严重地压抑着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特别突出和严重的是,中央有关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决定,由于一些人不理解,说什么包产到户是“砍大寨红旗”、“大寨别人不学我们学”,对上顶住不办,把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推行的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封堵,以致在全省广大农村迟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合法地位缺失的多维分析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及相应的重大决策对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兴起,但最终都沉寂下去。究其原因,从理论角度分析,包产到户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相应的支撑;从经济角度分析,包产到户“有悖”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从领导决策因素分析,包产到户没能取得全党特别是最高决策者的认同。     

李云河首创“包产到户”案

1998年7月,浙江省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即将举行,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学者和记者都来到了永嘉,全县上下笼罩在一种少有的欢乐气氛中。而在此时,本该成为会议的主角、“包产到户”的首创者、捍卫农民利益的英勇斗士李云河,却因凶残的癌症于7月7日被夺去了生命,再也不能出席会议了,终年仅有68岁。专程赶到浙江参加会议的原中顾委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十分沉痛地说:“我本想在这里会见李云河同志,谁知竟不能如愿……我对这位包产到户先驱者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作为全国著名的农…     

陈永贵最恨走后门

出身贫农的大寨“领头羊”陈永贵,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工农干部的代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沉浮记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大跃进”时,欣然命笔：“沿途一望,朝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安徽出现罕见的大饥荒,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痛心之余,提出搞包产到户的“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的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成了“两极分化的祸害”。会后被罢了官,郁郁而终。     

永嘉改革：被歪曲了的改革者李桂茂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曾发生几起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件就是1956年发生在温州地区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与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农民自发的行动不同,永嘉不仅实行的面大（实行包产到户的占全县总农户的42％,影响所及,温州地区也有15万农家实行包产到户）,而且是由中共永嘉县委正式作出决定,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这在全国实属首创。杜润生说,这次试验是中国农业“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但这场雄心勃勃的试验,刚刚取得初步成果之时,风云突变,试验被诬为严重的“复辟资本主义”事件,中途夭折,有关人员受到残酷打击。时任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的李桂茂,是这场试验的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自然难逃“罪责”。但念及他战争年代的革命资历及功绩,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才决定网开一面,改变开除其党籍的原议。处分却是很严厉的：从地委委员、县委书记一下子贬为瑞安县塘下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可以说,这场试验改变了李桂茂后半生的命运。     

邓小平与安徽经济体制改革

1959年至1960年问,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扭转危局、复兴农村经济,光靠反“五风”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在深入基层认真倾听农民意见之后,省委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取得了成功,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于1961年在全省范围内试行了“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试行一年,粮食大丰收,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了制止。正当省委意欲继续推行“责任田”时,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试行“责任田”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免除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责任田”被强令改正。     

管窥第三次包产到户兴起的历史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3次包产到户。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1959年,第三次是1961和1962年。第三次包产到户规模大、范围广、发展迅速,涉及我国10多个省区,并且还带有初步的理论色彩和有组织、有计划推行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从其一兴起就极为明显。那么,第三次包产到户兴起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本文拟对此作一历史考察。     

第三次包产到户与“四清”运动

60年代的“四清”运动可谓成因复杂。本文试图从第三次包产到户的角度对“四清”运动的起源作一初步的研究。     

白杨“反革命两面政权事件”真相

1962年冬,湖北省恩施地区恩施县白杨区委为搞好农村经营管理,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决定尊重群众意见,实行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农村经营管理方式。1964年下半年,被定性为白杨“反革命两面政权事件,简称“白杨事件”。事后,不少人因之     

“包产到户”北京推行遇阻

一、北京农村改革阻力重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实行“包产到户”（即所谓“单干”）的是安徽风阳小岗村,时间在1978年11月。实际上,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所探索。在北京,早在1964年,北京郊区怀柔县汤河口公社东帽湾大队,对社员果永才一家就实行了“包（山）沟到户”的政策,“单干”15年,粮食产量增加21倍多。     

包产到户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

196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毛泽东视之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导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过度忧虑。毛泽东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止住了党内的争论,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笔者梳理了亲历者的回忆录、原始档案等资料,试对包产到户引发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之间的关联做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