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新出南宋金牌、金铤考叙——兼谈南宋时期黄金的货币化程度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南宋金牌、金铤曾多次出土。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杭州出土金牌１枚;１９９９年７月又出土金牌３枚,金铤３２枚,这是迄今为止该类文物最重要的一次发现（插二、三）。据统计,截止目前,出土（发现）的金牌多达６５枚,涉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四省,金铤也有４３枚,出于浙江、安徽两省。金牌、金铤的不断出土,引起了钱币学界的重视,笔者也曾进行过专题研究①。本文拟对杭州这两年新出的南宋金牌、金铤作一考叙,并结合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就南宋时期黄金的货币化程度问题进行探讨。为了便于研究者…     

杭州新出南宋金牌、金铤考叙——兼谈南宋时期黄金的货币化程度问题（二）

南宋时具有货币性质的黄金除牌、铤这两种形式外,文献中还提到马蹄金、沙金、橄榄金、瓜子金、麦子金、胯子金、叶子金等。此外,金钱也曾有出土。然而,这一时期黄金的货币化究竟到达了什么程度,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日本学者加藤繁为代表,他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确认了黄金的货币地位;另一是以彭信威先生为代表,他在《中国货币史》中则明确指出“黄会在宋代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     

南宋广西马市论略--广西商品经济史考论

南宋时期,由于西北产马区域为辽金范围,南宋朝廷为了解决战马的来源,在邕州横山寨设马市,采购南方及西南的马匹。本文论述了邕州横山寨马市的起源,横山寨的位置,马市的货源,马市的交易情况以及横山寨设置后对广西商品经济产生的影响。     

中国黄金的货币性问题述论

中国以黄金为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建立,长达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黄金一直在我国货币制度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我国货币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货币史学界、经济史学界以及钱币学界对我国历史上是否以黄金为币,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和分歧。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仍然是彭信威、萧清等前辈货币史学家的学术观点,认为黄金自春秋战国时期进入流通领域,秦汉时期发展到顶峰,东汉以后,黄金的使用“骤然减少,而且它的货币作用也衰退了”。①部分学者因黄金作为货币的使用范围不够广泛,流通性远不及铜钱,故…     

南宋金银货币化问题初探——兼谈南宋金银钱的行用问题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杭州定为国都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的情况下,金银货币化程度也随之提高。本文对金银在南宋货币流通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金银钱的行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南宋御街的今昔——中山路的变迁

中山路南连凤山路,北至朝晖路与河东路相接。以鼓楼、庆春路为界,分称中山南路、中山中路、中山北路,全长6489米,宽8-14米不等。中山路是杭州最古老的一条南北大道,历经千年沧桑,沉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早在五代吴越时期,钱谬三次拓展杭城时,就在盐桥河(即今中河)西侧建成了与盐桥河平行的杭城主轴线干道,贯通杭城南北。     

论《方舆胜览》的地理学价值——兼谈本文献的作者问题

《方舆胜览》,南宋时期的徽州学祝穆、祝洙相继编撰。全书70卷,以南宋王朝的地理区划为纲撰写的一部全国性的地志。内容十分丰富。     

南宋参知政事何澹家族圹志考释——兼论从何澹家族墓分布看何澹主修丽水通济堰之功利关系

1959年至今,丽水通济堰周围山地陆续发现一批南宋重要历史人物何澹家族墓及圹志。圹志与传世文献、史传及宗谱,共同构成了了解何澹家世的基本材料,丰富了对何澹及其家族的综合观察。从何澹家族墓的分布情况,可以辨析何澹主修丽水通济堰功绩的背后隐藏着的功利关系。     

新出南宋地券与宋代甘谷城再考——兼论“秦州甘谷城”地券的文献价值

北宋在今甘肃省通渭县境内所筑甘谷城,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在今甘谷县大石镇杨家城子。这种说法不仅与《元丰九域志》等史籍的记载明显不符,而且与通渭县境内宋代堡寨遗址的分布也明显抵牾。2013年在通渭县城郊区出土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秦州甘谷城”地券一件,可以证明宋代甘谷城在今通渭县城区。     

东至县南宋“关子”印版补证——兼谈东至版的用材、用墨及用法

2004年10月。安徽召开的“两宋纸币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直接观察东至印版的好机会。早在1986年,汪本初先生的《南宋“关子”钞版和“关子”库印的研究》^[1]给钱币界传递了一个发现“行在榷货务对椿金银见钱关子”版的信息,今从会上又得知印版最早发现的时间是1981年^[2]。     

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

一人们常说汉族或中华民族均为“炎黄子孙”并自豪,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发达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国的象征性代表性远祖;他们既是远古的传说人物,同时也是人类所有共同体社会心态的普遍反映。从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开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较详的描写了黄帝的史迹,虽然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但他基本上肯定了作为华夏共同体远祖之一——黄帝,     

南宋“行在榷货务都茶场”铜印考——兼谈八百年前南宋京城“金融一条街”的实物遗存

南宋“行在榷货务都茶场”铜印,经中国印学博物馆鉴定并释文,现藏杭州南宋钱币博物馆（插二下）。 这方铜印,红铜质。宽48,高52,厚16mm。印面镌有阳文篆书三行,每行四字,为“行在榷货／务都茶场／中门朱记”共12字;背面阴刻楷书二行,每行四字,为“绍兴十年／文思院铸”八字。     

创新——方志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地方志的黄金时节,在历经数十年的曲折和低迷之后,重新开花结果,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归和模仿,而是现实意义中的转型和拓展。广大方志工作以敏锐的社会触觉、严谨的治学精神、勤奋的工作态度,在批判继承方志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     

黄金之谜——平遥古城 寻找消失的金库

武当山与平遥古城,为完整的古代县城,一个在南,一个居北。一个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一个是雄伟秀丽的道家仙山。它们真正的历史印痕,都是从明代开始。那么位于平遥古城内的“日升昌”票号和屹立在武当之巅的金殿神像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传奇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区的言说环境——以北京上海文学为中心

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学术界和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学的认识模糊,认为沦陷区没有学或只有汉奸学。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一批相关论的问世,沦陷区学主体的面貌和性质已经基本上明朗。尽管如此,对于它的怀疑、贬低和曲解依然存在。不容否认．沦陷区的政治化环境,在总体上是与中国新学活动相敌对的。但具体到各个沦陷区．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言说自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本用确凿的史实证明,北京、上海沦陷区的言说环境好于其他沦陷地区。具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北京、上海的中国民族学之所以能够在沦陷时期继续迂曲生长并蔚为大观,与两地相对有利的言说环境密切相关。     

全国铜器鉴定所见伪器伪铭研究——兼论鉴定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主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国家组织的全国文物鉴定系统工程中, 所见青铜伪器、伪铭的典型资料,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依其伪作内涵,对器体、装饰、铭文等伪作的种种表现,以及伪作中相互交叉的各种情况,尤其是对伪作铭文的多种方法和内容的复杂性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对伪作铜镜特点,也进行了阐述。文章还从理论上论述了有关青铜器与金文辨伪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中如伪作溯源和历代伪作主要特点,辨伪的理念与方法等,均具重要意义。     

论陈列计划的编写——兼与周筠先生商榷

“陈列计划”一词出自前苏联阿·伊·米哈依洛夫斯卡娅编写的《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一书。陈列计划作为陈列内容编写本的名称 5 0年代被我国博物馆所采用 ,一直沿用至今。教科书和著述文章也多采用这一称呼。此外也有称“陈列大纲”、“陈列提纲”、“陈列方案”的。关于陈列计划与陈列内容编写本名实不符的问题 ,周筠先生在《谈陈列内容编写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博物馆》1997年第 3期第 71页 )一文中已经指出。笔者同意周筠先生的这一看法 ,但不赞同周先生把陈列内容编写本与陈列计划完全割裂开来 ,称陈列内容编写本为“内容文字本…     

吴静山山水画概览——兼谈中国山水画的当代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中国画新秀中,吴静山先生算是引人瞩目的一位。他的画固然以山水名闻遐迩,但其实,他的花鸟也十分出色,那苍劲沉雄的鹰鹫,神采奕奕的八哥,凌霜的菊,傲雪的梅,元气淋漓、繁茂脱俗的盛荷,随风轻扬清新洒脱的兰竹,四季怒放的鲜花,纷纷扬扬的蜂蜂蝶蝶,活活脱脱形态各异的小鸟等,无不使人联想到画家对生活一草一木一花一鸟的观察入微,以及对我国传统写意画派的重形神兼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西对外贸易统制述论——兼论其与广西矿业的关系

一 广西的对外贸易最早是从龙州（1893年）、梧州（1897年）、南宁（1907年）三关对外开放开始的。从三关开放至20世纪30年代初,广西对外贸易活动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广西的对外贸易量少且严重人超。广西对外贸易的数量,约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100;1931年以前,人超数额从数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经常在1000万元左右。二、广西的出口贸易从商品的性质来说,几乎全是农产品和原材料,工业品非常有限。这些物品有的向国外输出,有的向省外输出,其比例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