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期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

陈独秀曾有这样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然而北伐时期的国民党是个例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内部涣散,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分裂。孙中山在世时,尚能凭借巨大的个人威望以及独特的领袖魅力,使得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不敢做出过分的举动。孙中山去世后,     

从国民党改组到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汪精卫

1922年9月,为救国而孜孜以求的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作出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决策,和共产党人合作,以俄为师,重新改组国民党。9月初,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先后参加了国民党,孙中山还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孙中山确立新政策之初,作为得力亲信之一的汪精卫是有疑虑的。著名的《孙越宣言》公开发表后,有一次孙中山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征求他们对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意见,廖仲恺表示完全赞成,胡汉民表示有条件的赞成,只有汪精卫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关于“党内合作”问题的探讨

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的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对于“三大”的这个决定,长期以来,不论党内党外,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估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攻击     

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的厚爱、陈独秀的赏识、汪精卫的推荐,把才华横溢的年轻共产党人毛泽东推上了历史舞台。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成员兼秘书身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编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陈独秀１９２７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在孙中山作和国民党“一大”件中,确实没有“三大政策”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一个哲人的身后常常有无尽的关于这一哲人的争论。“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它有一个长达一年有余的熔铸、提炼过程,在此期间,跨党的中共党员沈雁冰、施存统、陈独秀、周恩来,国民党左派柳亚子等人,以及国民党上海左派组织、黄埔左派学生、中共广东区委、中共中央等都发挥过作用。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吗?陈独秀主动放弃了党的领导吗?随着苏联许多档案的解密,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面貌的陈独秀,自然,也看到了一个不同面貌的孙中山,一个不同面貌的斯大林。     

一九三三年,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由于托派内部叛徒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并连夜被押往南京。在老虎桥监狱拘押半年多后,国民党江苏省地方法院才以“危害民国罪”对陈独秀提起公诉。为什么关押半年多不审判？国民党特务介入,结果发现陈独秀十分顽固,因为陈独秀案无油水可捞,故迟迟不能开庭。陈独秀在被审判之前的关押中,国民党特务显然是介入了,并对陈独秀进行了劝降活动。时任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徐恩曾,就在其《我和共产党斗争底回忆》一书中,对曾参与劝降陈独秀活动做了叙述,陈独秀“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党分…     

论解放战争时期海外华侨政治立场的大转变

海外华侨与国民党的关系源远流长,从孙中山的兴中会、同盟会时代起至同盟会演变为国民党,广大海外华侨一贯支持同盟会、国民党的事业,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然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共决战中,海外华侨却转变了政治立场,变拥护支持国民党为拥护支持共产党。这种政治立场的转变绝非偶然。本文试论述海外华侨在这一时期转变政治立场的原因及大致的历史进程。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其司法思想也因而变动不居。党权政治学说引入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认为,在革命时期,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而非超越党派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之道,但囿于国民党党势、党力之不足等原因,国民党掌控司法的很多举措不免流于形式。     

孙中山与李大钊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谊

李大钊与孙中山,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到一起。他们共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感情却非常真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并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而李大钊对孙中山更是十分仰慕和敬重,他盛赞新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由衷地高呼"中山主义万岁"。李大钊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派会见孙中山的第一人,也是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     

汪精卫与三·二○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凭借其起草孙中山遗嘱、亲受遗命的政治资本,并获得国民党左派、中共及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等职,掌握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领袖.……     

汪精卫与三·二○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凭借其起草孙中山遗嘱、亲受遗命的政治资本,并获得国民党左派、中共及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等职,掌握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领袖.     

疾病、政治与医疗——疾病视野下的孙中山临终研究

患病是1924年孙中山北上过程中的意外。特殊的政治局势给孙中山的疾病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借口疾病完成了几次政治决策;但疾病带给国民党更多的是危机,及考验其应对危机的能力。由于政治身份,孙中山获得了普通人鲜有的优良的医疗资源,但其癌症的确诊、公开和诊疗方式也因此受到医疗之外的多方因素干扰。癌症在20世纪20年代的诊疗手段落后,是孙中山癌症诊疗困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过程中,选择西医为主的治疗方式,既是孙中山的主观选择,也是国民党为打造崇尚科学的孙中山形象所做的努力。而中医的逐渐式微,也通过孙中山患病后各方对待中医的态度展现无遗。一次医疗事件,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生态。     

关于国民党“二大”两个问题的商榷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进行了纪律制裁,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力量。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一是对右派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后,革命处在低潮,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指示在统一战线执行退让政策。他在上海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右派分子谈判,请那些已被革命势     

《孙中山致苏俄遗书》考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于北京行辕与世长辞.孙中山临终时,留下三纸遗嘱,即：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在孙中山签署的《孙中山致苏俄遗书》中,他对苏联满怀期望：“我遗下的是国民党. 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陈独秀与岳王会的创建

陈独秀投身于革命活动的时间其实很早,甚至从他小时候对科举制度的厌恶而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的叛逆态度,就显示出几分"革命"的性格.1901年,陈独秀东渡日本.在那里,他受到西方思潮的洗礼,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家,使其革命性得到更大激发.创建岳王会就是陈独秀革命性的重要体现.     

陈独秀出狱后给报社的声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促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批政治犯被提前释放.走出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未及料理生活、工作诸事,便立即连连书写了两份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声明,希望通过《申报》和《中央日报》公之于众,让世人了解和认识一个真实的陈独秀,不幸的是,这两份声明一份也没能发表.陈独秀为何急于发表声明,这两份声明又何以不能见诸天日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

在孙中山时代 ,国民党内唯孙马首是瞻 ,无论是在领导权或是在理论权威性上 ,党内没有人敢于超过孙中山而凸现自己。那些舞文弄墨的国民党文胆们 ,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人 ,也只不过埋头于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做进一步的诠释工作而已。但到了 1 92 6年 ,国民党进入蒋介石时代以后 ,由于蒋氏长于行动的特色 ,使其在理论上显露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内出现了多种理论派别 ,他们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继承者自居 ,并对之加以大同小异的各自解释 ,演变成为不同的“三民主义”理论流派。在 2 0世纪 30年代前后 ,这些论说成为蒋介石时代国民…     

王伯群与李烈钧的交往

正1922年11月,王伯群和李烈钧会聚上海,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改进国民党会议,当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时,他们两人一致表示支持和拥护。其实,在出席此次会议之前,他们已经为革命共同奋斗了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