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

以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中的“减息”研究不够,对于减息政策缺乏“变”的认识,以为减息1分或1．5分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实际上,除了禁止高利贷以外。中共政权对私人借贷利率的规定有一个演变过程,即：1942年以前新债旧欠一律减息1分或1．5分。1942年以后,鉴于民间借贷关系的严重停滞,转而采取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减租减息斗争开展的程度不同以及对中共中央政策领会深浅的差别,各个根据地对于新债旧欠做了相应的带有自己特色的规定。本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对此做了系统考察。     

实践中的转变：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减息政策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减息政策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借贷利率的限制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规定的利率过低,造成农村金融借贷停滞,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放开对借贷利率的限制成为唯一的选择。减息政策经历了从严格的利率限制到完全放开的转变,这是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政策改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放开对借贷利率的限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恢复农村借贷的效果,借贷困难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     

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

内容提要 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问题是如何解释农民的这一行为。学术界的解释与争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二是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三是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四是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以上说法都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且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分析,缺乏农民自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事实上,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复杂,很难能用一条或几条理论概括。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的行动中,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在动员农民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也才有利于中共革命胜利原因的解释。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

中共向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著称,而1927—1932年问广东的中共地下党却是另一面相：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入党、离异均甚随便;中央的意旨难以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经济困窘,交通和情报传递迟缓,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的。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或是出于个人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当地党的地方组织。     

从民间契约看古巴比伦时期的借贷利率——兼论《汉穆腊比法典》中借贷利率的非现实性

古巴比伦是一个商业较发达的社会,存在着较多的动产借贷行为。大量民间借贷契约显示,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借贷利率。这些借贷利率大多与《汉穆腊比法典》中规定的借贷利率不一致,法典中所规定的借贷利率并不能反映当时借贷活动的实际。古巴比伦时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借贷利率,而是多种借贷利率共同使用。在研究古巴比伦时期借贷活动时,不能盲从《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规定,而要结合更多的民间借贷契约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更加深入地还原历史、认识历史。     

近代广西乡村民间借贷利率结构特点分

近代广西乡村的民间借贷利率结构受多种因素影响,被打上了地域和时代的烙印,呈现复杂的特点。债户的不同,借贷期限的长短,债户借贷用途的差别,借贷季节的变化,不同地区和不同种类的借贷,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借贷,都对借贷利率产生影响。而且,和乡村借贷利率相比较,城镇借贷的利率明显要低。     

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赋役负担探析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废除了农民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成为法定的自由人,同时可以获得土地所有权。但是改革后的赋役负担制约了农民自由权利和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政府仍奉行严厉的赋税政策,农民想尽各种办法筹集税款,却终难摆脱欠税的命运。农民承担的劳役租、代役租和混合租在改革后均转变为代役租,加之担负着各种实物义务,农民的经济负担愈益沉重。繁重的赋役负担迫使大量农民破产,严重阻碍了农民经济的发展。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埃及

一、当代法老 1952年,在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团策动下,埃及爆发七月革命,驱走好色贪吃的国王法鲁克一世。七月革命之后,埃及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纳吉布、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四任总统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原因之探析

中共共产党倡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促进了各党派之间的了解和支持,使共产党成为多党合作的坚定核心;始终坚持团结统一的思想,提高了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及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战斗能力;各个时期土地政策的实行,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而且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使军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经过20多年的较量,共产党成功取代了国民党。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农奴制度的存废、对农民让步的程度和改革的方式等问题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农奴制度坚决说"不",保守派则经历了由反对到被迫容忍废除农奴制度改革的转变。保守派坚持农民无土地获得自由,自由派则主张农民有土地获得解放,激进派并不满足于此,要求废除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任何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公有。保守派与自由派赞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激进派则认同自下而上的方式。各派别对改革法令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代黑龙江史学会’96——第一批科研课题(讨论稿)

[1945—1949年]1.北满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与方针。2.中共在北满实施的各项方针、政策。3.中共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北满的革命活动。     

黑城出土的几件汉文西夏文书考释

黑城出土的西夏"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乾五年验伤单",以及"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弥足珍贵,为探讨西夏基层军事组织、审判制度、官私借贷与借贷利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建国初期国家农贷的历史考察——以中南区为中心

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是新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建国初期,为了活跃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家大力举办了农贷。这一时期,国家农贷在规模上是逐年增加的,在发放对象上倾向照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广大贫困农民,在贷款利率上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贷款用途上绝大部分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总体上看,国家农贷作为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扶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当时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年的日本工人运动

一、“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自从经过“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为了满足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的要求,明治新政府施行了发展工商业的“产业奖励”政策。它一方面废除了前此在“江户幕府”统治期间内称为“座”及“株仲间”的封建性工商业组织;一方面又着手整顿了幕府末期以来混乱的货币制度;同时又允许农民有选择职业亦即进入城市参加工厂劳动的自由。这些政策,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乡村个体农民融资途径与结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在农村形成了私人借贷、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三者并存的乡村借贷体系。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家庭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压缩了高息借贷的活动空间。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历史时刻

正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这封信全文如下: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     

1927—1928年中共的土地革命实践——以大陇分田与金砂分田为例

中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突出表现在土地政策的转变上,这种政策的转变又反映到历次的分田实践中。以大陇分田和金砂分田为例,分析其所涉及的分田方法、地权问题等,来把握1927——1928年中共土地政策的变化,以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特点。而且,随着中共在各地区分田活动的开展,各项土地政策逐步得到调整完善,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促使中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