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服饰中的"僧祇支"与"偏衫"问题

本文依据律典及相关古今文献,对沙门服饰中僧祇支与偏衫的由来、形制及二者间的演变关系予以考证,同时阐述了僧祇支及偏衫在汉地佛教造像中的应用.     

试释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石刻造像

1984年《四川文物》第2期吴觉非先生在其《试谈四川的道教石刻》一文中,介绍大足南山“三清古洞”的石刻造像之后,有几位学者都曾谈及“三清古洞”的道教造像,但造像究竟塑造着道教中的那些神与仙,却各说不一。本文拟提供一些道书方面的资料,试释这些造像。     

山西寿阳阳摩山石窟东区调查与研究

山西省寿阳县阳摩山石窟创建于东魏,唐代、北汉曾进行过补刻和扩建。其现存的东魏、唐代的窟龛、造像对研究佛教在山西的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造像的演变等问题都有较大的价值。报告在对阳摩山石窟东区窟龛、造像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对这些窟龛、造像的形制、题材、功能及内含的佛教思想进行了探讨。     

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正>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前人曾对这批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做过疏理,如:清代王懿荣所著《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     

盂县出土一批石造像

一 2000年春,在山西省盂县牛村镇后元吉村西的寺垴,耕地的农民偶然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盂县物管理所闻讯后迅速收归馆藏。上世纪初在附近曾出过一批5尊造像,1992年也出土过1尊造像,但都毁损遗弃了。现将本次发现介绍于下。     

东魏北齐时代的并邺道

中古时期,沟通晋阳与邺城的并邺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许多军事、政治事件曾在此发生.东魏北齐时,高氏执政者频繁往来于两都之间,并邺道成为维系霸府政治的交通命脉.由于北朝后期佛教造像活动的盛行及高氏皇族对佛教的推崇,大量石窟寺、摩崖造像选址于此道附近,因此并邺道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带.通过史料的串联,结合地理信息...     

山西寿阳阳摩山石窟中区及西区调查与研究

阳摩山石窟始凿于东魏,隋、唐时期曾继续雕凿并对早期造像进行过改刻。东魏到唐代石窟的造像题材及窟龛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本土化的特点。     

孔望山摩崖三尊大石刻造像之考证

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除了唐代前后的佛教造像外,有少数为道教与世俗内容者,其雕造时代与佛教遗像有别。本文所要提出讨论的是摩崖中三尊最大的石刻造像。 这三尊大型大刻,曾有数文进行过论证,但由于考察方法不同,对其内容尚未统一认识。《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只是笼统地将其与周围佛教造像混为一淡;同期发表的《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一文,俞伟超、信力祥同志根据《东海庙碑》认为是道教造像;步连生同志在《文物》第九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探》中又认为是佛教造像;同期上,李洪甫问志在《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中,则论为世俗内容,并进而考证为“西王母”等。     

河南省浚县千佛洞1号窟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像研究——兼谈龙门石窟诸例与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像的流布

浚县千佛洞造像位于河南鹤壁市东部,现存两窟造像与少量摩崖造像,1号、2号窟内的造像保存基本完好.千佛洞1号窟北壁造像的中尊身后表现有五十二躯菩萨像,在中尊身后有五十二菩萨,可判断其主题为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像.通过千佛洞1号窟内的小型造像龛的造像铭,推定其完成于唐永隆年间(680-681),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西山的袁弘勣洞、万佛洞等造像有密切的图像关联.     

四川巴中南龛的摩岩造像

笔者曾与江学礼、曹恒钧等同志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往巴中等县调查地面文物,这一带有丰富的石刻造像,由于交通不便,过很少被人研究,因此我把在巴中所见的简略介绍一下。巴中在四川东北部。巴中的摩岩造像分南龛、北龛、西龛、东龛和大佛寺(县志称小北龛)等五     

夹江千佛岩弥勒造像浅议

夹江千佛岩弥勒造像浅议千树德在四川使江城百五里青衣江畔的千佛岩摩崖造像中,现编号为１３５号龛的弥勒像长期以来一直都受到世人的关注。据右壁依稀可见的题记,它曾于清代道光年间（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年）妆彩,佛体上的设色施金至今仍部分保存。经本世纪五十年代查...     

试论南朝梁代佛像的几个特征

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南朝梁代佛像和传世的梁代纪年佛像,本文就南朝梁代佛教造像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梁代造像多为背屏式造像;梁代造像的脸形和体态都较丰满,有强烈的肉质感;梁代造像常常会用线刻或浅浮雕的佛传故事图案来丰富造像的装饰;梁代造像在手法上,采用的前后层次不同的群雕形式;菩萨与弟子造像的手势上所采用的托护法器的形式为其他时期所少见;菩萨与弟子造像所戴的形似圆锥的高帽是其他时期所未见到的.     

关于西安地区发现的两件北周造像座上的神王像

1949年以前,曾在西安卧龙寺、长安桃园村发现两件北周时期的造像座,但由于时代和材料的局限,当时介绍时将其上所装饰的神王像误认为伎乐天。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件造像座上装饰的图像进行辨析,确认其身份是神王像,为探讨北周时期长安地区神王像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广元出土佛教石刻造像

广元市豫剧团基建工地曾出土佛教石刻造像13尊,时间从北魏至唐代,其中北魏延昌三年造像、北周刘约造像碑对研究广元北朝石窟的分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藏经洞为洪辩影堂(影窟)的一点认识

关于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的性质问题,马世长先生曾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画史和文献中对寺院里绘有壁画,并配置碑刻、造像等物的纪念性堂屋建筑称之为影堂,而"藏经洞中画壁画、立碑、造像,显然都是纪念洪辩的",因而藏经洞是洪辩的影窟(影堂).     

蒲江飞仙阁道教摩崖造像

道教,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产物。遗存在四川蒲江县飞仙阁的唐代道教造像,是道家化、宗教观用艺术表现手法,独特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道教石窟艺术。并且每一龛都自成一个世界,隐藏着教化的历史,蕴含着神秘哲理。蒲江曾是“五斗米道”二十四治主簿山治所在地,位居该县的飞仙阁道教造像,宣示和阐述了信众们为长生、常乐而祈求改变命运的追求和愿望,从而使我们认识到：道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研究多学科的哲学,是历史的延续。蒲江飞仙阁遗存的道教造像。与蜀中各地遗存的大量佛、道石刻造像一样,充实、丰富了四川道教造像题材,从而突显了蜀地化的多样性。     

孟津谢家庄石窟开凿时间及艺术分析

孟津谢家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三年,为洛阳地区最早的西魏石窟造像.其造像艺术手法带有鲜明的民间造像特点,表现出大胆浪漫的情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六世纪中国僧装像之研究——兼说麦积山石窟造像

僧装像在佛教造像中以光头、螺髻、肉髻三种形式出现,包括弟子、比丘、梵天王、辟支佛等的不同身份。本文主要从僧装像的名义及造像仪轨、僧装像的称谓及其内涵两方面对6世纪中国僧装像进行探析,区分他们的不同称谓及示教内涵。作者认为,螺髻僧装像为梵天王,可能包括帝释天,与《维摩诘经》、《法华经》等经中梵天王“帝释天”说系统思想有关,螺髻僧装像为辟支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肉髻僧装像为辟支佛,主要与《法华经》等经中的“供养”及法华“四圣”等宣教内容不无关系,与《法华经》“三乘方便”、“一乘实相”、“会三归一”的思想关系不大。     

从两尊观音遗像看唐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云南省内曾先后收集到宋代大理国的观音造像两尊。A尊为铜质髹漆刷金,除刷金磨损和部分脱落外,均完好。通高46厘米,支足长3.2厘米。是1952年6月由昆明收集到的。B尊为铜质鎏金,除一侧裙角略缺,鎏金磨损外,均完好。高46厘米,支足长3.2厘米。是1989年4月由大理收集到的。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