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首先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中,聚落考古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对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比较熟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说,聚落考古学当前已经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欧文·劳斯这篇与张光直的名篇同名的文章都是发表于1972年。在那个年代,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虽然同为全面介绍聚落考古学的论文,但劳斯在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与张光直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光直主要侧重聚落考古在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威利和特里格一样认为聚落考古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劳斯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聚落形态概念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受系统论的影响较大。将这篇文章与以往介绍到国内的聚落考古方面的文献结合阅读,会对西方聚落考古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劳斯认为一个人群的生活系由三个系统所组成,即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反映了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在针对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中,聚落形态的概念(本文作者用的是残存聚落形态,指出了聚落形态作为考古遗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认为它是由人类行为点的网络和每个点位的行为组合所构成)在与此三个系统有关的研究中特别有用。运用聚落形态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文化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可以研究文化的生态和行为方面。在实践中,可以从这三类系统所拥有的亚系统入手,寻找证据以重建以上三类系统,复原人类的生活。他将聚落形态分为三个类型,即分散型、集中型和共生型。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是维生和专职共生形态,它为研究文明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另外,从聚落形态的概念出发,劳斯还探讨了文明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在考古学实践上的价值,也颇有意义。     

20世纪80年代的婚姻法律与婚姻家庭变迁

颁布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1980年《婚姻法》,反映了国家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重建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婚姻制度的变化。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了夫妻财产制,人们的个人财产权利意识增强;第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使性别选择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第三,明确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但“感情破裂”的衡量标准很难掌握,司法部门在处理离婚案件时仍有很大困难。总之,1980年《婚姻法》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法律,它既是对1950年《婚姻法》的继承与发展,又通过20年的司法实践,为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案的制定作了法律上的铺垫。     

清代中期徽州婚俗与社会生活管窥——解读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邵氏嫁女收支账册》

近年来,徽州文献的搜集利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与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相关的文书史料愈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文书为研究者提供了众多具体、生动的原始资料,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认识。天津博物馆现藏有清代道光时期徽州邵氏嫁女所录收支帐册一部。     

敦煌翟氏与敦煌士族间的通婚

浔阳翟氏是北朝时期才移居敦煌的.作为敦煌当地的新门,翟氏家族经历了兴起和发展阶段,而促进翟氏族势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翟氏与敦煌士族间的相互通婚.至归义军时期,翟氏通过与张氏、曹氏、慕容氏、阴氏、马氏等豪宗大姓的联姻,最终确立了世家大族之地位.     

我国旅游产业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探析

随着我国旅游产业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旅游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府的职能应有所调整,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将趋向于运用经济的手段和间接的方式进行调控。     

大萧条对美国妇女婚姻与家庭的影响

大萧条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困境,对美国妇女的婚姻与家庭产生了深刻影响,此时性观念趋于保守,结婚率、离婚率与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家庭经济状况普遍恶化,家庭主妇承担起更多的经济责任,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和精神力量相对增大,在家庭中的角色扩大,地位相应提高,但此时男女两性的性别定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俄国婚姻和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型

俄国的婚姻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与西欧相差甚远,东正教居民的人口观,尤其是农民的人口行为直接影响了俄国人口再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口模式的转型,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国人口再生产是“粗放型”的,高结婚率、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人口寿命短,自然增长缓慢,1861年后,俄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略有进步,但相当缓慢。俄国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型的快慢对其人口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