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碑·劣政碑

在我国封建时代,百姓颂扬官吏德政,多采用刻石立碑的形式,名为德政碑,也称遗爱碑或去思碑。据考,这种德政碑,不少是乡绅名士借百姓之名,行谄谀之实。唐代名相宋景曾辞绝吏民给他立碑。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宋景由广州都督擢任宰相,广州吏民要给他立遗爱碑。持正守法的宋景上言：“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     

宋人谥号初探

古人谥号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通过对宋人谥号的统计与分析,可见如下几点：二字复谥至宋代已成主流,且“文”多“武”少;神宗、哲宗提倡事功,而南宋更注重倡导忠、节;文化重心南移及南文北武得到印证。另外,宗室谥号多用“孝”字,且近支美谥少;而私谥“节”字最常见;“肃”、“庄”、“壮”等字也有其特殊的用法及含义。以上现象反映了宋代的某些时代特点。     

再说金文所见之益公——兼与韩巍先生商榷

数年前,我在<金文所见之益公、穆公与武公考>一文中曾指出,从现有金文资料来看,西周时期应当至少有两位被称作益公的人,第一位益公为单氏家族的第二世先祖,此人名叔,字或谥称益公,其主要活动在成王时期.第二位益公很可能就是毕益公,此人为毕氏,字或谥称益公,其为文王之子毕公高之后裔,主要活动在恭王和懿王之世,但此人的私名目前尚不清楚①.     

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

明代进士题名碑是珍贵的科举考试文物资料。立石时间距开科时间的近远对其文物价值有一定影响。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有相当一部分无立碑时间,或立碑时间模糊,甚或立碑年月不真实。利用撰《赐进士题名记》的大臣所署职衔订补立碑时间是一种很重要而且有可操作性的考证方法。     

金代帝王谥法考论

金朝虽为少数民族所建,但积极学习中原王朝传统谥法,对其加以继承,彰显北方王朝与中原王朝异域同风的文化趋同性。金代帝谥充分体现了本朝谥法的师古亦变古、“尊尊”亦孝亲的鲜明特性,尤其金朝创制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二字谥词,以及赋予其固定的谥义,丰富了我国传统谥法的文化内涵,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明代的追谥与夺谥

谥法,也叫易名典,是在人死后根据其一生功过是非评定褒贬而给予的称号。它产生于西周,迄于清末,绵延近三千年,其顽强生命力在于具有劝善惩恶功能,适合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优于刑罚和爵赏。故历代君臣,莫不持此以劝化人心,使之为善以持己,尽忠以事君。然而时局变换,也造成一些人应得谥而未得,也有人不该得谥而得之,因而追谥、夺谥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皇权膨胀。谥法上,明朝恢复古制,百官之谥皆出自皇帝之手,据载:“按古谥法皆请于君,春秋之世犹然,后世始以属有司,我朝始复古制,凡…     

《谥法研究》评介

《谥法研究》评介张金龙谥法,又叫易名典,是古人死后根据其一生功过是非评定褒贬而给予称号（谥号）的制度。谥法的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人物。谥法在历史上延用３０００多年,对人们的行为心理以及公众价值观的构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微妙而不可...     

顾宪成赠谥、从祀文庙成败探析

顾宪成逝世后,各级官员纷纷为其请谥,然而谥典却阻力重重。崇祯帝拨乱反正后,不仅为他加赠官诰、赐谥,还决定将其从祀文庙,顾宪成的儒学宗统地位及砥柱中流的政治作用得以确认。至康熙朝,顾宪成从祀文庙仍存一线希望,而乾隆皇帝对东林讲学的彻底否定不仅最终阻止了从祀之典,也成为影响后人有欠公正评价东林和顾宪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通过考察顾宪成谥典、祀典成败过程进一步辨析政治上的是非真伪,还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论魏晋名士的超越

魏晋名士的精神具有独特的超越性,表现为超越名教、超越世俗、超越政治的特征。这种超越性具有个性自由的精神层面和任情逍遥的外观层面。此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挤压,而魏晋名士的生存状态则是其内在动力。魏晋文化以其自身独具的超越性,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黄金时代。     

论谥号文化内涵的演变

论谥号文化内涵的演变杜建民,崔吉学谥号和立谥制度是我国传统文化异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我国古代,帝王后妃和公卿显宦死后,后人须避讳其生前之名而另立新号以相称。谥号就是这种死后的称号。议立谥号须依循某种规范和细则,这种规范和细则,称为谥法。立谥...     

金朝官员谥号考略

金朝对官员赐谥始于太宗,世宗、章宗二朝达到顶峰.对官员赐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吸引汉族官员归附金朝,但随着谥号在国内的推广,国内各族官员都以得谥为美,国家对官员的赐谥也最终实现了规范化和制度化.金朝对官员赐谥并无民族芥蒂,获谥官员以三品为界,且官员谥号以二字谥和美谥为主,一字谥和平谥、恶谥较少出现.     

杜琼生平及其艺术初探

杜琼(1396～1474年),字用嘉,号东原,又号鹿冠道人、五坞山人、延缓亭主人、私谥渊孝先生。他一生历经明代洪武至成化九朝,家居吴县(今属江苏苏州),是吴派早期的代表画家,作为沈氏父子的老师,在行为观念、审美情趣,艺术风格等方面对吴派领袖人物沈周有着直接影响。本文拟就杜琼的     

金文“生称谥”新解

西周金文中的武、成、穆、共、懿等王号 ,因出现语境上的生称 ,致使不少学者认为西周或西周孝王以前犹无谥法。其实 ,只因这些铭文铸作于“生称谥”者谢世之后 ,才得以用其谥号追述前朝旧事。从金文中的多种文化现象和大量事例来看 ,谥法应创制于周初 ,且有一个从天子而下及诸侯等其他贵族的扩展过程。那种认为西周王号为生称而非死谥的看法可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的贤能者方能给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有三种特殊现象:一是四品以下官员官品本不及谥而特恩赐谥;二是明中期以后,谥法渐弛,奸邪官员仍得美谥;三是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多为"文"字谥,且为士大夫所认同,以至于翰林出身的不谥"文"、非翰林出身的谥"文"均被视为异常情况。前两种现象明代以前已有先例,是明代对历史的继承。而翰林出身者多谥"文"却是明代的新规,与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常常是制度、人事和传统等单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北魏后期至唐初赠官、赠谥异刻出现与消失原因试析

赠官、赠谥由国家掌控,其运行有一定的规律,丧家可以预判。此外,一种灵活的赠谥填写方式,使得丧家可以在提前制作墓志时对赠官、赠谥进行较为准确的预处理。但大变革的北魏后期,私家请求封赠、国家主动赐谥与私家请谥制度混杂、墓志发展等诸多新现象共存,丧家的误判造成了异刻的格式差异,所以,异刻主要责任者是丧家本身而非国家。隋唐以来,规范私家请谥、请求封赠、墓志制作等私人行为的制度渐次出台,赠官、赠谥异刻现象亦渐次消失,体现出以公权力约束私人行为的制度设计理念。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三)--春秋战国青铜私文书的衰落

日本泉屋博古馆展藏的春秋战国青铜铭文器明显少于西周,从著录的全文集里看,春秋战国的青铜铭文器数、字数及内容,与西周相比也骤然减少。其原因是奴隶制度的代表制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逐步走向衰落,家庭或家族的铸器铸铭之风,也必然要随其走向衰落,这是青铜私文书衰落的一个原因;另外,代替青铜私文书载体的其他材料如铁、竹木、玉石的大量使用,是青铜私文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总之,从先秦青铜私文书的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发生与发展都与其政治制度的兴起、鼎盛、衰落有紧密的联系,是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万斯同全集》简介

<正>《万斯同全集》,方祖猷主编,宁波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属《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门生私谥贞文先生,浙江鄞县人,清初著名史学家。师事黄宗羲,继承了明末清初学人"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渊博宽广的治学道路,除史学最受人称誉外,其著述还广泛涉及经学、考据学、诗学、金石学等领域,特别是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衔,不受俸。《明史稿》     

从孝庄宝册看清代的尊谥制度

尊谥制度是典章制度的重要方面,本文以徽号谥号的确定以及相关宝册的选材、制作过程和保存情况为切入点,结合史实和清代礼仪规范制度,追溯介绍了孝庄文皇太后的徽号和谥号的形成过程,以及相应徽册徽宝、谥册谥宝的材质和保存状况,呈现了清代尊谥制度从初步形成到演变创新,再到成熟完善的过程。     

史可法谥号更易因由及寓意

史可法抗清殉国后,不同政治主体都曾赠予史可法谥号。南明隆武朝赠予其谥号“忠靖”,监国鲁王朝赠其谥号“忠烈”,永历朝赠予谥号“文忠”;乾隆时期,清廷给史可法赐专谥“忠正”;计六奇《明季南略》和史致康《序公遗稿》中又分别有“清惠”“忠襄”二谥。谥号几经改易,客观评价趋向式微,谥法寓意愈亦崇高,逐渐成为引导舆论和价值的手段。     

名士政治和“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

名士参政是魏晋时期的政治特点。在魏及西晋时期,名士主要为皇权服务,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大批的皇族劫余无多,偏安江左的司马氏政权不得不倚傍名士的号召力而维持其统治,从而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