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巴中石窟观音菩萨造像

巴中石窟中的观音菩萨造像窟(龛)多达100余处。巴中石窟可分为四期:即隋末初唐期、盛唐期、中晚唐期和宋及以后时期。初唐、盛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二天王组合及"西方三圣"和"西方净土变",药师、观音、地藏等组合形式,观音菩萨单身像龛还很少。但是到了中唐以后,观音菩萨的单身像以及以观音菩萨做主尊的造像就多了起来。唐代是巴中石窟观音菩萨造像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的时代,特别是中晚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达到了鼎盛。     

试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的关系--兼论巴中与敦煌之间的古代交通

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在题材布局、窟龛形制等方面多有相似,但是两地造像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本重点讨论了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认为传播路径的不同是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这提示我们在考察四川地区的石窟造像时一定要充分注意它们的传播路径。     

巴中石窟龛窟形制及相关内容

巴中石窟分为隋、初唐,盛唐,中晚唐,宋至民国四个时期.巴中石窟的龛窟多为双重龛,外龛呈长方形,内龛有素面圆拱形龛、带纹饰龛楣的圆拱龛、佛帐龛三种形式.外方、内二重檐的佛帐龛存在于巴中石窟各个时期.盛唐时期巴中石窟精美的佛帐形窟龛与精湛造像相结合,形成了巴中石窟独有的艺术风格,被专家学者誉为——“巴中样式”.     

巴中石窟开凿之背景

巴中是四川佛教摩崖造像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历史上的巴中处于关中地区与四川盆地联系纽带米仓道的要冲,历史交通对巴中石窟的开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隋唐两代的历史变迁也成为巴中石窟开凿兴盛的原因,决定了巴中造像的风格主要来自于西京,但也有少量河西传来的因素.     

汉代摩崖石刻发现石窟寺的前世？

去巩义石窟寺之前,我做过不少功课：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被巩义大力山的优美环境吸引,创立希玄寺。于是,后代的北魏皇室陆续在此开窟造像,打造出北魏晚期光华绚丽的精品石窟。众多资料都显示,大力山的繁华篇章自北魏始。     

巴中朝阳洞摩崖造像

巴中朝阳洞石窟位于巴中凤仪山半山腰崖壁上,面积约4500平方米,共有14龛39尊造像,保存较好,雕刻精美,造像内容儒、释、道三教合一,时代主要为明、清时期。     

旺苍县佛子崖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

佛子崖摩崖造像位于旺苍县普济镇五星村东南150米处的一座山崖上,现存编号的龛像共41个。基本上开凿于盛唐时期,造像的题材、风格以及龛窟形制都与巴中石窟接近,应是受巴中石窟的影响。     

铜川耀州西部的石窟与摩崖造像

2008年我们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西部的小坵镇和照金镇调查了6处石窟与摩崖造像,其中柳家湾摩崖造像、前咀子摩崖造像此前都有记载,其余4处为新发现。柳家湾摩崖造像和前咀子摩崖造像以前被认为是北朝时期的作品,此次根据发愿文及相关特征判断,认为柳家湾摩崖造像为唐代造像,前咀子摩崖造像为北宋造像。新发现的4处均为金代造像。另外还对这6处石窟与摩崖造像的性质作了初步探讨。     

查拉路甫石窟 吐蕃第一窟

查拉路甫石窟寺开凿于松赞干布时期,是早到西藏吐蕃王朝早期的石窟．有“吐蕃第一窟”之美誉。窟内古老的石刻造像,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它不仅为西藏众多的摩崖造像、泥塑像、壁画,唐卡等提供了断代依据．而且极大丰富了我国石窟艺术,是全面认识我国石窟艺术面貌的重要材料。     

《巴中石窟研究》出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雷玉华著《巴中石窟研究》已由民族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发行。这是郑炳林、樊锦诗主编"敦煌学研究文库"的一部新作。该书系由作者在全面调查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基础上完成的,包括对巴中石     

蒲江摩崖石刻造像的初步调查

蒲江县位于成都市西南方,是成都市境内唐代佛教摩崖石刻造像最丰富的县,其境内沿长秋山分布着数十处古代摩崖造像,成都市物考古研究所准备与北京大学博学院、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单位合作对该县境内的佛教摩崖石刻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以利于当地物部门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促进我省乃至全国佛教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研究,促进中外化交流。因此,2002年1月,成都市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蒲江县管所联合先期对该县境内的摩崖石刻造像进行了初步调查。     

巴中南龛石窟风化破坏原因及防风化加固保护

石材风化是危害影响石质物的主要病害之一,针对巴中南龛石窟的风化特征及风化程度,探讨引起南龛石窟风化的各种因素,选用以甲氧基硅烷为主剂的防风化材料兼用多种施工工艺进行防风化加固处理,采用回弹值-回归方程(经验公式)、卡斯腾管等方法检测防风化材料的实际使用效果。     

发现巴蜀石窟：中国石窟寺最后的辉煌

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从新疆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一路留下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晚唐以降,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渐渐衰落。唐宋以后,独巴蜀地区石窟开凿与摩崖造像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且独具蜀地特色,书写了我国晚期石窟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洛阳偃师水泉石窟摩崖碑记释地

洛阳水泉石窟位于偃师市南寇店乡水泉村,窟门南侧上方的摩崖碑刻含有洛阳一带造龛像记一通。温玉成[1]、张总[2]、刘景龙、赵会军[3]、贺玉萍[4]等先生都对此碑记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贺玉萍先生提出,位于水泉石     

鬼子母佛考

四川北部的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巴中南龛是名的唐代摩崖石刻造像区,第68号龛龛基前浮雕有这样一组图像：一位体态丰颐的妇女头挽圆饼状发髻,穿双领下垂式半袖外衣,外着长裙,盘腿而坐,怀中抱一小孩,左右侧各坐四个小孩;小孩个个肥胖可爱,戴项圈、手镯、脚镯。画面看起来象一位多子多福的普通妇女,带着自己的一群小孩子(见题图);南龛第74号龛外龛右壁中部也有同样的一组像。此妇女衣着简单,形态朴实,一般老百姓见其周围有一群可爱的小孩,因此称她为“送子娘娘”。     

川渝地区石窟及摩崖造像调查研究综述(2011-2020年)

2011年至2020年,川渝地区石窟及摩崖造像相关调查研究成果中,基础资料的公布成果数量剧增,公布材料更为全面。逐步重视对小型散见窟龛的调查,此前偏重于川北地区的情况有所改变,川东及川西地区系统调查已经开展。同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除了传统的题材、样式风格、石刻题记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以某一区域或某一时代的窟龛为研究对象,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探讨川渝窟龛的发展变化;也有从建筑、景观等新的视角展开探讨。但是,基础资料公布不够、考古报告出版速度慢、已刊布资料信息不够全面、重视窟龛本地而忽略周边遗址等问题制约了相关研究开展。部分区域基础性的分区分期研究有待扩展和深入,对作为当前研究主体的题材的阐释存在大量重复性讨论,从基础的造像题材释读提升到对民众思想观念、信仰状况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     

川渝石窟摩崖题刻中的古代瘟疫资料辑考

川渝石窟唐宋时期的造像题记、经变题记、传记碑、诫誓碑等四类摩崖题刻中保存有一批与古代瘟疫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瘟疫的流行过程、病亡尸身处理、寺院在瘟疫防治中的作用等若干方面,是佛教文化遗产中蕴藏的瘟疫史研究的宝贵资料.透过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大致勾勒出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瘟疫与佛教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为今天更好地防控流行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     

试析巩县石窟北魏造像风格和变化

北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巩县石窟开凿于北魏晚期,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造像风格发生了部分变化.本文从面容、衣饰、神态等方面对该石窟的北魏造像变化进行了简要阐述,并就其变化原因从政治因素、文化融合、社会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     

陕西宜君县东部石窟、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2009年6、7月,考古工作者对陕西宜君县东部的雷塬乡沟门、官地坪、苜蓿沟,西村乡咀头以及城关镇牛家庄、后桥等6处石窟和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可知,沟门、咀头、苜蓿沟及牛家庄4处石窟及摩崖造像为北朝时期,官地坪摩崖造像属于唐代,后桥石窟为宋代石窟.宜君东部的这6处石窟和摩崖造像为研究北朝至唐宋时期关中北部的民族融合、佛教及道教信仰、造像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鹿野苑石窟的布局设计与造像组合

鹿野苑石窟开凿于北魏献文帝时期,位于平城北苑西山中.作为一处皇室宗教营建,其布局设计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涵义.<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认为,第6窟"造像组合出现了一佛二菩萨和窟口外两侧各雕一力士的新形式",这一结论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鹿野苑石窟的造像组合应是一佛二菩萨,窟外两侧的力士像年代应与云冈第二期偏晚或云冈第三期石窟相当,很可能是在北魏中期末或晚期补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