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自开商埠述论

晚清自开商埠述论张践近代中国在列强武力胁迫下,被迫开辟了８０多个通商口岸,这些口岸是按照不平等条件被迫开放的,故称为约开商埠。值得注意的是,与约开商埠相对,清廷自１８９８年始,为杜绝外人觊觎,而在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商业繁兴地区开辟了一批口岸,即自开...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签约过程和条约内容方面却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立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论清朝私营企业政策的确定及其影响

一清朝政府长期实行的是官营企业政策,即使对近代民用工业也多采取官办形式。根据统计,从1872年出现第一家私营机器工业开始,至1894年,总共才只有50多家(指万元资本以上),资本总额只有400多万元。这一时期官府经营控制的民用工业虽也只有40多个,但规模却远比私营者宏大,仅汉阳铁厂一家,原始资本就有580多万两白银,是私营企业资本总和的二倍。其差距所以会如此之大,与清政府实行官营政策,对私营企业排斥和压制关系甚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企业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当时的官营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单位,清廷每年要因此损耗大量国库开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战费和战败赔款,使清政府再也掏不出许多亏损厂矿的透支款项,从而被迫改变了过去的官营政策。二是《马关条约》被迫承认了外国的在华设厂权,这是一条划时代的规定。从此,连     

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悖谬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全盘继承了德川幕府的禁教"祖法",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禁教政策,日本基督教会迎来短暂的"小阳春"。然而,随着"文明开化"的退潮和《教育敕语》的公布,日本基督教再度遭受媒体和政府的打压,虽几经抗争,但最终转向全力支持政府对外侵略战争的"护国宗教",由主张泛爱的上帝子民沦落为专制天皇制国家的仆人。观照明治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态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明治日本基督教经历的跌宕起伏是由专制天皇制的国家需求决定的。此外,基督教人士先天信仰不足也是日本基督教会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     

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浅析

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因此,它必然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为其依靠,即它除了努力强化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力量外,还需要借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在外交上北洋军阀政府经历了由清朝排外主义、制夷主义到一战前的积极妥协和对外依赖思想、一战后争取主权平等主义的外交思想的变化。其特点首先体现在它的开放性,其次是北洋军阀政府及后来的各派系均与日本关系密切。在近代意义方面,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完全职业意义的外交家,建立了一套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运行机制。     

载泽使团访日与日本的因应

日本对东三省的侵逼是清廷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重要外因。五大臣出洋考察政策出台后,日本先是极力打消中国使团为维护东北主权游说列强之意图,而后随着"日比谷烧打事件"及"吴樾投弹案"的发生,采取各种措施成功促使载泽使团放弃"先欧后日"计划而先行访日。载泽使团抵日后,日本按照帝室贵宾规格予以接待,并主动为其安排"君权宪法"讲座,促使中国仿行日本宪政。日本"殷勤"接待的背后,隐藏了其"拉中制俄"的对外战略与推行大陆政策、创造对华扩张契机的国家利益诉求。日本应对载泽使团的对策体现了外交仪式、国家地位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国首批机印钞票诞生始末

晚清列强削坚船厉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清廷被迫“统一圜法,挽回利权”,统一印钞,控制财权。旧钞大清银票质量较差,伪造滋生,信誉低下,宣统三年（1911年）,引进西洋先进技术,印制了第一套钢版雕刻、凹版印刷的钞票大清银行兑换券（图1）。     

近代日本横滨英法驻军研究

日本自幕府末期开港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对外政策亦处于左右摇摆中;欧美列强以防止攘夷派武士浪人袭击横滨居留地外国人为借口,于1863年开始向横滨派驻警戒军队。驻军以英法军队为主,直至1875年撤军,驻屯横滨达12年之久。英法两国的驻军加深了日本的民族危机,横滨居留地亦成了列强的国中之国。明治新政府通过内政、外交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加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终于促使英法做出撤军决定。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新重点与中俄经贸关系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新重点与中俄经贸关系张曙霄,李春艳俄罗斯独立之初,曾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完全放在西方国家。但自１９９２年春夏起,俄罗斯开始全面调整自己的对外经贸战略,逐步由向西方一边倒转为东西方兼顾,决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全方...     

浅谈清代宝苏局咸丰钱

一．时代背景 清咸丰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自从列强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屈辱条约,割地赔款。国内,太平天国革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咸丰三年三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形势更趋危急。由于军需日增,清廷国库空虚,通货膨胀,铜路梗塞,自咸丰三年起,不得不广开捐征,熔化金钟铜器,铸行了十多种等级的大钱。形成了继王莽宝货制之后,币制再度大乱的局面。     

“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促成庚子赔款办学的五位关键人物

关于庚子赔款与退款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清廷被迫同列强签订《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8国及比、荷、西、葡、瑞、挪6个“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项4．5亿两白银,年息四厘,     

上海广方言馆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在与列强交涉过程中,语言成为对外交涉的最大障碍。晚清一些开明人士认识到与外国打交道已是不可避免,于是要求开办语言学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上海广方言馆应运而生,上海广方言馆其教学内容、方式与传统学院以大不相同。它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国家对语言人才的需要,对后来上海乃至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中东石油战略的缘起

20世纪初美国已经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地位,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的初衷虽然主要是分割列强在华利益,但很快就发展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全方位指针,当然也包括其对外石油政策。为了打破英国对中东石油的垄断,美国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先是鼓励本国石油企业积极夺取海外石油,进而又确立了政府主导的"美国对外石油战略",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夺得了中东石油利益的主导权,为战后遏制苏联、控制欧洲经济命脉、统治世界奠定了基础。     

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宁静的东北亚开始演变为中、日、俄三角及其他列强介入的复杂局面,朝鲜被迫对外通商开放并由此引起内部政治力量分裂为亲日、亲俄、亲华等政治派别,且与当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局势相呼应。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日本的势力暂时蛰伏,然俄国势力却趁机介入,相继发生“韩俄密约”和“巨文岛事件”,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体制。为了解燃眉之急,也为了长远协调中、俄朝鲜政策,1886年9月,李鸿章邀请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至天津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达成了具有实效的口头“君子协定”,不但杜绝了“韩俄密约”、迫使英国退出了“巨文岛”,且双方都承诺“不占朝鲜领土”、（有条件地）“不改变朝鲜现状”,中、俄两国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光宣之交清廷内部派大使政争史实考辨

1908年7月,清政府派遣唐绍仪赴美致谢退还庚款事并赴各国考察财政。袁世凯命唐绍仪与列强各国秘密商谈互派大使问题。1908年12月10日,唐绍仪从华盛顿给清廷发回电报,报告美国当选总统塔夫脱提议与清政府互派大使事。该电报引发朝廷内部的激烈政争。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等对袁世凯私自策划派大使事深为不满。他们不能认可大使所享权限和礼节,并不愿承受派大使所需经费。1908年12月25日奕劻被迫致电唐绍仪令其"缓办"派大使事宜。袁世凯仍不死心,27日又向摄政王和军机大臣上呈主张派大使的《节略》、《说帖》等文件,载沣、张之洞等人不为所动,否决了袁世凯的主张。12月31日,清廷发电报谕旨给唐绍仪,请其通知美国政府,将互派大使一事"作罢"。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