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文化民族精神的求索

<正>2016年,是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联合举办了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座谈会。尹达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研究所创办了史学史研究室,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     

史学史学科建设理论与创新的思考

<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建中国史学史学科园地的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增订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和学科建设座谈会召开,是对尹达先生最有意义的缅怀,也是历史研究所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汇报和展示。我从参加尹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撰写,到组织编纂《中国史学史》,再到《增订中国史学史》,整整38年了,一直在思考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     

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开拓性成果——读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

由吴泽先生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先生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前不久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国内史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倡导对中国史学史展开专门研究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这门学科日具规模和体系化。近十年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更趋活跃,成绩斐然,出版的专著已不下十余种,如白寿彝先生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卷)、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仓修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和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等。不过,这些著作,除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近代史学有较扼要的叙述外,其余的均为古代史学史。这就使中     

《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一书评介

曲英杰著《先秦都城复原研究》一书最近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5万余字,以考求先秦时期王及诸侯国都城之所在地望、具体方位,初始风貌和布局特点等为其宗旨,自成体系,立意新颖,史料运用自如,考证精当,有许多独到之处,是一项可喜可贺的研究成果。曲英杰曾就学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先生。70年代,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就在尹达先生的指导下,以中国古代城市为题进行专业研究并撰写毕业论文;毕业后又秉承师教,继续就此一课题进行专研,故此书的写成,实融汇了著者的十数年心血。根据多年的心得体会,著者认为:对于中国古代城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读《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06--2006）》

2006年10月17日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史学会在京联合举办了“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暨中国历史学论坛”,老中青100余位学者聚会一堂,缅怀先生业绩、总结历史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研讨未来的发展趋势。会后将提交的论文结集成《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06—2006）》,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12月正式出版。     

《中国史学发展史》

本书在尹达先生的主持下,编写组写出《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初稿。尹达先生逝世后,编写组根据他生前对初稿的意见和有关的谈话,进行讨论和修改,最后完成出版。把近代史学的研究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全书分两卷,上卷论述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史学,下卷写近代史学。从篇幅上来说,全书575页,近代史学部分近200页,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样重视近代史学,是其它史学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 ,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 ,到民国二十年 (1931年 )夏 ,“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 ,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 (民国 )二十年 (1931年 )春天写的 ,因时局影响 ,研究所迁徙两次 ,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 ,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 ,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     

尹达先生逝世周年祭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先生逝世一周年了。我作为他古稀之年的学生,想借此机会,对尹老在原始社会研究方面所建树的业绩作一概述,以表示对他深切的悼念。如果说郭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将古文字与古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那么,正如夏鼐先生所言,尹老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实物资料探讨中国远古社会的第一人;也是系统地清算安特     

读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三卷本感言

在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谢保成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三卷本,于2006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一个具有阶段性标志的重要成果。尹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晚年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招收研究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中国史学史研究室,主持《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编写。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卓有远见的学科建设措施。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整体风貌来看,以社会性质分期考察史学发展进程,是其显著特点。全书上起奴隶社会的史学,下迄20世纪上半叶的…     

柳亚子何时移居颐和园

毛泽东写给柳亚子先生的那首著名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使亚子先生的“牢骚”差不多要成为中共建国初期文坛政界一个不大不小的公案了,众说纷纭。近期又有一篇有力的文章,即《炎黄春秋》杂志2004年第6期刊载的孙有光所撰的《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为什么说这是一篇有力的文章呢?因为据作者文中所记,他当年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工     

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见于春秋以前的史籍,并非出自战国的某家之言;孔子虽讲到尧舜禹禅让,但实际并未提倡实行禅让;郭店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篇,皆为战国儒家后学所作;尧舜禹禅让传说是三代以前存在不同于后世之世袭制的权力继承制的反映,不能视为战国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编造的故事;中国古史传说与西方学者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结论的吻合,证明人类古代社会的发育是有其共同规律的。     

纪念杜任之先生逝世十周年专栏——缅怀杜任之先生

杜任之先生是我一生中永远不敢忘记的师友之一.193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太原,在海子边中外语文学会偶遇翟新亚同志,经他介绍,认识了杜先生.他简单地介绍说:“这是李毓珍,崞县人,是在监狱里同时被关押的朋友.”杜先生很亲切地跟我交谈起来.知道我是学俄文的,还未找到工作,他就说:“那很好,懂俄文的人很少,给我们的刊物翻译点东西,多少还有点稿费.”随后,我就给学会的刊物《中外论坛》翻译了一篇《苏联货币》(以后每期有我译的一篇).     

铭记了一师的教诲——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正2020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收到王力先生的儿子王缉志先生的电话,他说,《文史春秋》杂志要出一期纪念国学大师王力的专刊,邀请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而我也正有这种意愿,自然就满口应允了。前不久,见到知名作家、摄影家邹士方于2019年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王力先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王力教     

葛兰言论中国宗教——以其《中国人的宗教》为例

正中国学现代派的开创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围绕上古中国的诗歌、舞蹈、传说、宗教、礼仪、封建制度、媵妾制度等主题展开研究,写就了《中国文明》《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国人的宗教》《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等重要著作。他对上古中国社会的研究延续了18世纪古典学研究的脉络,通过分析上古中国的文献材料,重构古代中国的家庭、婚姻、社会组织,分析中国人的宇宙观思想。     

李锡厚《临潢集》评介

李锡厚先生自 1978年投师陈述先生以来 ,在辽金史领域辛勤耕耘二十余年 ,是当今辽金史学界一位很有实力的学者。新近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临潢集》 ,汇集了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是辽上京临潢府所在地 ,李锡厚先生在此书后记中说 ,二十多年来 ,他“日所见、夜所想几乎无不与这座千年古城有关” ,因此这部论文集便取名为《临潢集》。此书共收入论文 2 1篇 ,除 4篇讨论宋代土地制度等问题之外 ,其它 17篇都与辽金史有关。其中有 15篇是研究辽史和契丹史的论著 ,内容涉及辽朝政治体制、捺钵和斡鲁朵制度、兵制、法律制…     

张学良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神交

张学良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印象之深,就连外国记者也表示惊讶。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当记者问起":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么样?您有无与毛泽东接触?"张学良当即回答说:"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反应     

自觉注入对当代史学的关切——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一点看法

<正>2016年11月12日,有幸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尹达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发展座谈会,颇受启发。尹达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晚年十分重视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文革"结束后,他不仅带病亲自指导了首届史学史研究生,还很快     

中国人知道沈从文吗?

被誉为“西方伯乐”的马悦然先生,在沈从文先生逝世后三天,以《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为题,发表了一篇表达自己扼腕之痛的悼念文章。马悦然先生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为了使沈从文得到他应有的世界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前些年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甚至努力将沈从文作品译成瑞典文。译著在1988年8 月出版,可是沈先生却在5月去世了。上一年文学奖颁布时马悦然曾说:“等着看明年,我对明年最有希望。”然而沈先生等不到下一个十月就走了,中国失去了产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机会。 到现在,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     

口述史学在史学研究中的功用

口述史是历史学的最早形式。在西方,最早的史学形态就是关于公元前12世纪特洛耶战争的口头传说。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由盲诗人荷马将这些传说编纂为史诗——《伊里亚特》,它标志着西方史学的萌芽。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史诗;但是《诗经》有许多篇都是记史之诗。此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口头的资料——“语”。《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向楚庄王谈教育太子的内容包括九种,语即为其中之一。“语”是什么?韦昭注云:“语,治国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