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陕西人口数字评析

近年来,清代陕西人口史研究取得进展,已有若干论著面世①,但关于这些原始人口数字本身的正误等问题,却鲜有论及。另一方面,在明清中国人口史专著中,研究者着眼于宏观上的总体把握,故对于清代的陕西人口亦只是偶有论及。②本文以陕西旧方志中的人口资料及其他相关记载为主要依据,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结合清代前中期人丁户口登记的演变,对陕西各地方志中户口数字的真伪误漏作一具体评析。其重要性在于：这是一切期以利用该类资料进行人口研究的基本前提。一、顺治至康熙五十年众所周知,赋役的征收量与田地人丁数量密切有关。田有盈…     

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汉文创作研究综述

本文对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汉文创作的研究历程进行了梳理总结,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在清代蒙古族文学汉文文献整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研究三个方面。成果虽丰,但从总体来看,笔者认为还可在对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游记文学、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文论及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的文学接受等方面作深入研究,进一步挖掘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族汉文创作的价值。     

清代人口论要

一清代人口的突出特点清代人口的突出特点是,人口增长速度快,持续时间长,人口数量突出膨胀。清代268年的历史,人口数量也几经变动,但从总体上看,与清代以前的历史人口数相比,是一个人口膨胀的历史时期。清代的人口增长由平稳到膨胀,大体经过了几个阶段。清初,由于战乱,人口不会超过明代,当时没有人口记载,只有人丁数目。顺治十八年(1661年),只有19137652人丁。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还只有25616209人丁;再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仍是27355462人丁。清初百年之内人丁数历年都在两千万左右,估计人口总数多在1     

荷兰殖民占领时期台湾原住民人口辨析

历史文献中对台湾原住民人口比较系统的记录始于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但是 ,学界对这一时期原住民人口的规模及其消长却缺乏研究 ,以致某些人为制造“台湾民族”而肆意夸大原住民人口的历史基数。根据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相关文献和“番社”户口调查资料 ,台湾原住民纳入统计的人口约 5万至 7万人。荷兰退出台湾时 ,全岛原住民人口估计为 11 83万— 15 8万人。由于疾疫的流行、荷兰殖民者的屠杀、部族之间的争斗及自然灾害等原因 ,造成原住民人口的锐减。那种认为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时原住民人口基数为 50万的说法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唐朝的人口和耕地

自统一全国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     

清人对周代宗法制度的研究

清代学者治经学时较为注重考据古史、探讨古代典章制度,在涉及周代宗法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这一治学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人对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宗法的由来、宗法的作用和影响、宗法的本质内涵、宗统与君统的关系、宗法制度中别子等相关范畴、礼书中有关宗法制度的记载、宗盟以及封建问题等等,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为当前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提供重要补充。此外,清人著述中对于古史的阐释内容可为探讨清代学术特点、思想和近代以来中国新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重要依据。     

南宋临安人口

南宋临安人口〔美〕赵冈南宋都市人口数字,学者间的争论很多,尤其是关于南宋首都临安的人口,最低的估计与最高的估计竟然相差八百多万。从现有资料来看,南来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大转折点,我们必须对南宋全盛期的城市人口仔细推估。而临安人口数对推估南宋城市...     

关于数字人文进入清代河流研究的若干想法

清代是中国河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也是管理河流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历史过程的背后是环境、制度、社会与技术等诸多因素及其构成的复杂关系。“数字人文”在梳理、观察这一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处理大规模、多来源史料和时空三维分析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若将以往研究经验和技术积累推广至全国其他河流问题研究，通过思考这一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难题与解决方案，可以勾画“数字人文”在清代以来中国水环境研究中的面貌。     

试论清代的皇子分府

清代皇子分府是清代皇家事务中重要的一环,它是皇子们走出紫禁城,独立生活的开始.清代的皇子分府内容有分爵、分府第、分旗、分户丁、物品及移居府第时的相关工作,涉及到内务府、宗人府、工部、礼部、兵部、钦天监等多个部门.在清代,皇子分府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规章制度,保证了皇帝对皇子的控制.同时,皇子分府与清代不同时期的皇室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清代伊克昭盟行政制度内地化的起始时间与标志研究

边疆行政制度内地化是边疆政治内地化的主要标志。作者认为清代内蒙古地区内地化始于行政制度内地化,然后是经济、文化内地化。清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创造了条件,清政府推进边疆行政内地化的努力不容忽视。以伊克昭盟为例,从范围、边界、行政中心等要素上考察,其行政制度内地化始于清初实行的盟旗,而非康乾时斑的设厅或清末的筹省设县。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广州城市环卫制度的构建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经历了从清末新政以前的缺失,到新政以后至1920年代逐渐形成的过程。与此同时,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治,在形成中的环卫制度指导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广州市的环境整治由民间的无序行为,走向以政府或政府指导下有序的法治化轨道。清末民初广州市的城市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方式的改变,对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年的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末民初时调研究现状概述

虽然,与明代时调研究较为热闹的场面相比,清末民初时调几乎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但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郑振铎、阿英、赵景深等对当时地摊上时调唱本的搜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顾颉刚、阿英、李家瑞、赵景深等还写有一些研究文字,更具草创之功.当今学界的车锡伦、黄霖等先生也有一些研究清末民初时调唱本的文章面世.     

关于宋教仁评价问题的再探讨

宋教仁是一位颇有争议的清末民初时期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投身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并从中传播西方政党观念,组建政党,推行政党政治,虽在民初过分注重议会竞选,却也不可藉此否定其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和中华民国的创立之一,是民初政党政治最主要的倡导和先行之一。与孙中山等同时代人比较,认为宋教仁是民初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也不过分。     

清至民国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基于古旧地图及数字化的分析

西宁至拉萨道路是青海地区交通网中的主线,近代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代表了青海地区历史时期道路分布格局变迁的一般规律。基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1935年《青海省三十万分一图》的数字化成果,结合其他时期的资料可复原出清初至1954年近三百年青海地区西宁至拉萨道路分布格局的变迁过程。驿站制度裁撤导致的清代官道系统崩溃,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新交通体系和民国时期青海地区的开发活动是近代青海地区道路分布格局变迁的三大驱动力。清至民国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表现出历史时期复杂地形条件下道路分布格局易受多变的人文要素影响的特点。基于丰富实测地图资料的近代道路复原是准确复原古代道路的基础。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探析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儒家经典《尚书》、《论语》、《春秋》等提出的怀疑与批驳中。他在强调直书实录、史学求真的同时,也注重儒家的纲常名教。"疑古惑经"思想对后世经史之学,尤其是唐代儒学、宋代辨伪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和民国疑古思潮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李墅和竹林七贤图

李墅,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字石湖,后作石壶,号野人、石湖甫、伯子、壶道人。扬州人,居常府巷内,清末民初画家,为＂扬州八怪＂后裔。他幼承家学,后拜王拓村为师,是王小某再传弟子,得陈若木、莲溪指授,能综合诸家之长,善山水、人物、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