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

1983年夏,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合作,在丹徒县大港乡背山顶的山颠,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青铜器400余件,其中有铭器15件,计有鼎、缶、矛各1件,钟镈12件。今就鼎、钟镈铭文加以释证。一钟镈钟镈12件,包括镈钟5,纽钟7。铭文皆铸在钟的左、右鼓面和钲间,直行右读;个别字行排列略有不同,字形亦微有差异,有的还有缺文,然其内容相同,且皆自铭"龢钟",说明此12件为一套编钟。今择其具有     

海外吉金类系——早期镈钟

<正>早期镈钟在学术界特别在考古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般认为早期镈钟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起源和发展,约在西周中晚期期传播到北方的中原地区。但南方地区青铜器尤其是钟类器的年代往往缺乏支撑点,学术界对其争议极大。例如包括兽面纹镈钟的新干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较多学者认为其年代在殷墟文化一、二期之际,但也有学者认为     

两周铜镈综论

在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两周考古中,出土了一种铜制击奏钟体体鸣乐器,即通常所谓的镈。镈虽然是钟体乐器,但它的形制与同属钟体乐器的两周时期的甬钟或钮钟相比是有区别的。迄今发现的两周镈都是平口,而不象甬钟或钮钟为凹口,是它们之间很明显的一个区别。 古代文献一般用“钟”来注释镈,但缺乏具体的形制描述。例如:镈如钟而大。(《周礼·镈师》郑玄注) 镈如钟而大。(《仪礼·大射仪》与郑玄注)。镈,大钟錞于之属。(《说文解字》第十四上)。 镈,小钟也(《国语·晋语七》韦昭注)核之以考古发现,两周镈的器形大、小均有。郑玄等人仅注镈形的一种,是不全面的。 总的看来,两周镈在形制上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平口,二是有钮。掌握这两个主要特征就可以从钟类乐器里分辨出镈来。     

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

20世纪90年代初,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对被盗大墓进行了清理。2006年9月初,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位于被盗大墓(M2)西南20余米处的祭祀遗迹进行发掘,发现的主要遗迹有人祭坑4座、乐器坑1座以及灰坑6个。乐器坑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坑,坑内出土有铜镈、钟和石磬等器物。其中1件铜镈上还铸有铭文。乐器坑出土的铜镈、钟与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及甬钟形制接近,年代应同属春秋早期。     

用现代熔模铸造工艺复制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一九七八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距今二千四百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出土的西周至战国编钟、编镈中规模最大的一套。其数量、组别最多,音律最完备。全套编钟共分八组,六十五件(其中一件为楚王镈钟),分上、中、下三层悬挂。钟架为铜木结构,共重约五吨。上层为素面纽钟,中、下层为甬钟。每一钟可发二音,并错有金字铭文,标记着物主姓名及音名、乐律。甬钟外形铸有极其精致的各种变体龙兽、花卉纹饰。此套编钟音域宽     

曾侯乙镈

曾侯乙镈(钟),原系四川省政协委员王勃山先生的家藏文物。1951年捐献给国家,现由他的家乡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珍藏。 该镈系青铜制品,重5.5公斤,通高38厘米(甬高13、镇高13、鼓高12厘米)。甬首为蝉纹,甬腹变形鸟纹图案,舞面16.5×9.5厘     

随州出土一件西周青铜镈钟

一向被誉为“青铜王国”的湖北省随州市,近日又发现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镈钟。1995年11月24日,随州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博物馆员黄建勋,向有关方面介绍了这件珍宝的情况和发现经过。这件青铜镈钟形体完好,通高29厘米,重3400克。钟体饰纹粗矿拙朴,主饰图案为凤鸟及鹿类动物,钟体两侧及钟的钲部都饰有布局匀称的几何图形。钟口为圆弧流线型,造型圆润。随州市文物工作队王世振、黄建勋两位博物馆员称：根据该钟的形制和纹饰风格,可以判断其为西周中期的制品,其制造时间比驰誉海内外的随州擂鼓墩曾侯乙编钟要早300年以上。与这件青铜…     

中国财税博物馆藏滕侯赇之歌钟考

2002年前后,中国财税博物馆征集入藏一套4件春秋晚期的编镈,其中一件钲部有清晰的滕侯赇之歌钟6字铭文,揭示了一个史料无载的滕国国君名,填补了滕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这组青铜镈器形规整,铸造精良,但没有调音结构,可能是为滕侯赇下葬专门铸造的。     

论早期镈扉棱的演变

镈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铜制钟类乐器,盛行于商周时期。经考古发现的早期青铜镈,大多见于湘赣流域及其周边地区。这些铜镈的腔体两侧以及腔体兽面正中,大多设有扉棱。这些扉棱虽形态各异,但基本上都以虎纹或鸟纹为饰。根据作者的初步统计,设有扉棱或中脊的镈总计23套、33件,其中20件镈处于商末至西周中期,其余13件为编镈,那是西周以后的。本文讨论的所谓早期镈是指西周中期以前的20件镈。作者首先对早期镈即最早的商末江西新干镈到西周早、中期及至东周以后的鸟饰扉棱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揭示,次而对早期流行于湘江流域的四虎镈扉棱的虎饰与商晚四虎大铙和虎纹饶进行比较,指出这是同一类型在青铜器上的运用,并就铜器上的虎纹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阐述,指出它并非如王黼《宣和博古图》中所宣传的是为了节乐而防忧生,而应是与原始信仰和崇拜有关,将这些或写实、或神化的动物形象铸于器表,是人类内心的恐惧敬畏在现实世界的物化形式与精神寄托。在对四虎镈的比较和阐述基础上,作者更对四虎镈的形制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揭示。粗观四虎镈,大小相近,甚至经过测音的三件形体相近的四虎镈的音高也相近,然而细而观之,细微差别众多,如兽面形象不一,枚数与枚形各异,甚至扁身虎纹和虎尾样式也差别明显。在大约相同的区域内,这种细微差异,过去的研究者也曾注意到,但一般都作为非主流现象而忽略不计,仍都看成是同一时代的铸品,但本文作者却认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是历史演变造成的,是设计制造与享用者自身的审美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为了更证实这一观点,作者还特别通过对六件四虎镈腔体的分析,揭示出镈腔体的演变是经历了从椭圆形腔与圆角方形腔向合瓦形腔的转变,并最终定型于更加符合声学需要的合瓦形的腔体。并指出这一转变,绝非成于一朝一夕之间,是伴随着古人对镈音乐表现能力逐渐增强的一个长期的过程,故这六件四虎镈应同属湘水地区不同时代的产物。商周青铜礼乐器种类甚多,对某一类礼乐器进行宏观研究,还时有所见,而对某一类礼乐器的局部特征如此文对"镈"这种乐器的扉棱特征进行微观研究,至今似甚少见,这是当今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表征,尽管有的问题尚可进一步讨论,但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认识,不仅对"镈"这种礼乐器,就是对中国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无疑是有裨益的。     

关于歌钟、行钟及蔡侯编钟

1957年春,前民族音乐研究所曾对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竹鬲)编钟做过初步调查,对长治分水岭十四号古墓出土的一组战国无铭编钟(以下简称长治编钟)和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一组繁钮式编钟(即编镈。以下简称蔡侯编镈)中之完好者进行过测音。近因工作关系,得以亲自参加对直钮式蔡侯编钟(图一) (以下简称蔡侯编钟)的测音和观察。根据这些有限的并且不很全面的测音和观察,对所谓的"歌钟"、"行钟"以及蔡侯编钟产生一些初步看法。今试为此文,以便和同志们共同探讨,并期求得批评指正。     

《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

本文认为 ,《西域土地人物略》是现存少数记述明代西域史地的历史文献之一 ,其所证地域最广 ,可信程度甚高 ,并反映了当时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但目前两种通行本不仅文字讹误歧异处甚多 ,而且体例亦不相同 ,学者不知所从。得其祖本嘉靖《陕西通志》本 ,通行本中的讹误歧异即可厘清。至其作者 ,当非汉人或穆斯林 ;作时当在宣德十年 ( 14 35)甚至成化十年 ( 14 74 )之后。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and the Hunting Mythology of the Caucasus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hunting folk literature of the Caucasus is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icorn lies in hunting mythology and that remnants of it are to be seen in the figures in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tapestries in France.     

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到消灭的演变过程,而政策的实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产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则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生的选派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生的选派是留学教育全面恢复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内驱力源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中美关系的改善也为留学教育的恢复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此次选派不仅促进了高教改革、科研创新,而且摸索出一整套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选拔办法和管理体制,开启和引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留学时代.     

汉赋中的服饰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

本文从汉赋作品中的服饰形象着眼,论述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体现汉代文化精神的礼乐精神,汉赋中的服饰形象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的关系。通过汉赋中帝王、嫔妃、武士等的服饰描绘,论述其体现的礼乐精神以及礼乐精神对服饰的影响。     

Australia and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s of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BSTRACT

Humanitarian diplomacy has always been a crucial element of humanitarianism, however it is now becoming a more prominent element of states’ foreign policies. It holds many attractions and much promise. It provides states with a way of expressing important qu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empathy and solidarity and can also enhance a state’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provide valuable means for building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This can in turn can be conducive to a state’s broader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erils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humanitarian diplomacy into a state’s foreign policy. It can generate ambiguity and even conflict within a state’s diplomatic endeavours due to tensions between humanitarian and broader national interests. In exploring these issues it is usefu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nd humanitarianism as diplomac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se issues in relations to Australia’s diplomacy. It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actively engaged in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nd humanitarianism as diplomacy. Whilst the two are often complementary, there are area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in tension and even at odds. This has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but also for its capacity to undertake genuine and effective humanitarian 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