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对真理的诠释

真理问题是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传统哲学又把它归结为客观性问题。罗蒂把尼采的真理观同实用主义对支持实在论的客观性观念之种种结构与内容区分的批评联系起来,认为真理不是客观性的问题,而是协同性的问题。传统哲学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存在在那里”(theworldisoutthere)的,而罗蒂则认为真理是不能“存在在那里”的,`那样的认为只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     

情感与真理

艺术家说:“情感是我生命的激情,在我的作品中,情感可以替代真理。”学者说:“真理的探寻需要严肃而一丝不苟的态度,真理的探索不应受情感的干涉。”哲人说:“真理和情感是可以相互交融的。”的确,如果把情感看作感性认识,真理就是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需要感性认识的指引,理性认识更需要科学理智的分析。情感的靠近与专注可以激发我们更好地寻找真理,获得正确的认识。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某一事物的探索中,往往     

真理、信念与历史研究——兼说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1．什么是真理真理这个概念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没有相应的条目。《微软大百科辞海》中有四种定义：相符即真理,有用即真理,普遍一致即真理和削减的真理论。这里的任何一种定义都不能令人信服,它们仅仅给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导致许多人从根本上否认真理的存在。我国的《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都对真理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辞海》称：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同“谬误”相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称：真理是与谬误对立的认识论范畴,指认识主体对存在于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这两种定义的突出特点是,把真理确定为认识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规律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指明了真理在认识领域中所处的地位。     

“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我见

2004年第10期的《纵横》杂志刊登了《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一文(以下简称“谜”文),作者王强华从编者的角度提出了“真理标准”一文作者的问题,与我所了解的情况不一致。作为当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理论动态组的一员,我也算是一个当事人和见证人,又对此事作过调查,我觉得有责任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角度提供一些史实。一“谜”文首先质疑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支持者”的提法。该文认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言下之意是,说邓小平是“支持者”,就贬低了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所作的贡献。对此,…     

元方志学引论

我们既然把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提出来,其间就蕴含着方志学建设本身是否合乎科学的问题。马克思在论及科学研究方法问题时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从马克思的这个教导中可得到这样一个推论：假如我们把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提出来是合乎真理的,那么要切实把方志学营建好还得有一整套合乎科学的研究方法去作保证,而提供这一整套合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任务,就只能由元方志学这一新学科来承担。     

关于真理的几个问题新议

在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指引下,遵循实践哲学的方法原则,正确对待真理的主观特征和主体本性,挖掘深藏其中的主观意蕴,是关乎真理论研究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要求。真理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反映,即科学的理论,它包含认识和正确的认识两个规定性,简而言之,真理是特殊的认识。     

胡耀邦：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

中央党校历史上有两度辉煌。一是延安整风,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二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后者既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起步,也是改革开放的发端。鲜为人知的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起源于胡耀邦当总书记前指导创办的一本内刊《理论动态魏对于这本刊物,胡耀邦曾动情地说：“我死后,你们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论历史学的客观性原则

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根据是现实批判的理性要求。它完全有别于古代史家所说的“直书”和“实录”。直书之所以不是客观性,就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性。与此相反,客观性的本质则在于其平等性。历史学之所以可能保持一种客观性原则,就在于它追求一种理想的境界。这一理想境界就是人性、自由与真理。历史学中的种种偏见可以借助人性、自由和真理来克服,同时,人性、自由和真理本身的偏见又可以被历史本身所克服。     

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

人们把不受约束的“思想”偶像化,当作真理本身崇拜,最终导致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谁有资格说谁错了呢”这一结论就是恐怖主义的本源。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最高大法官,这不是理想主义,只是个腰部以下的叛逆     

从“无用”中发现“有用”的价值

泰戈尔哲理诗中有句名言：“当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就被拒绝了。”这话意味深长且发人深省,向世人揭示出“讨厌”的错误也有不菲的价值。     

关于历史课堂生活重建问题的思考

历史是有生命的。著名史学家李大钊先生在他发表的《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即明确提出：浩如烟海的“史书”,并非历史,而仅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正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我亲历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告一段落以后,首先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是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按劳分配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还在中共召开“十一大”之前,首先在经济学界发动了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因为自从“大跃进”以来,对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最大伤害的,     

“非暴力”寓于印度教义之中吗?

甘地锐:“如果有人请我给印度教下一种定义,我就会简单明了地说: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以追求真理。……印度教是一种真理的宗教。真理就是神”。①他还详尽地多次阐述了非暴力就是真理,真理即非暴力的观点。 由于甘地如此热衷于“非暴力”,视非暴力为印度教精神;而且印度又是个宗教国家,独立前86％以上的人信奉印度教,所以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往往认为甘地的“非暴力”和“非暴力主义”     

关于元朝从事农業耕作的“驅口”之身份问题——兼谈元朝奴隸的数量

关于元朝地主土地上从事农业耕作的“驅口”之身份问题,也就是说,关于这种人的性质问题,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史学界中还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如有很多人说这些“驅口”是奴隸,又有人说是“近似奴隸的农奴”,也有些人则给予些“模稜两可”的解释。究竟那一种说法对呢?我们认为,只有根据具体的历史材料,通过自由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下面我准备从“驅口”的来源,“驅口”的身份和它产生的历史条件提出个人的初步看法,就教于史学界。     

甲骨文中的“贞“和<<易经>>中的“贞“

对于前辞中“贞”的意义,大陆学者大都训为“卜问、问”。但饶宗颐认为,有些“贞”应训为“卜问”,而有些“贞”应训为“当值”呈“正”或“定”;舒莱认为正确的解释应是“人们为了探求应该遵循的正确道路而测验”;倪德卫认为应解释为“正式认定占卜结果的正确性”;拉夫布莱认识可译为“主礼占仪”;高岛谦一认为应训为“正”,意思是“正命辞”。为解决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首先考察了《易经》中的“贞”的全部用例,认为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探析

探索真理、实现价值一直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真理性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符合的哲学范畴,价值性是指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理性为价值性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实现其价值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性为其真理性提供方向和动力。     

“错批一人与误增三亿”质疑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如此迅猛,其原因是马寅初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作为“新马尔萨斯主义”遭到严厉的批判。为此,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登载一篇标题为“错批1人,误增3亿”的小文,阐述了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这种观点随后成为文献上对50—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及后果的概括。 马寅初先生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束缚,言他人想言而不敢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口问题,呼吁实行计划生育。这些主张完全正确,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辉,是中国人口理论的宝贵财富。1958年掀起批判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浪潮是对真理的践踏。但是,人们是否因此可以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咎于     

历史认识真理的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沪版《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上刊出的赵吉惠先生《科学主义、教条主义对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影响》一文(下文简称赵文),对历史认识真理的含义作了如下的阐述:“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我们可以说:符合实际的认识便是真理。过去我们一般也把这个真理标准应用于历史认识领域,认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便是历史认识的真理。但是,细致推敲起来,这是有问题的,谁能知道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所谓‘历史实际’,便是历史学家的主体重构,这个‘重构’的历史,是不是原来发生     

同“两个凡是”论争的来龙去脉──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三中全会前,我国上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刊特邀请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绩伟同志,以他亲身的经历,把“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这件大事,作如实的叙述。     

胡福明：一介书生的历史承业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进而引发了一场酝酿已久、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开创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其功绩永远彪炳共和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