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

清代罚俸制度为清史学者所周知。但议罪银制度却知者甚少,而且往往为人们所误解。如近年出版的《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即有把议罪银与罚俸混为一谈者。为此,本文拟在阐述乾隆时期议罪银制度基本内容的同时,着重分析议罪银制度与罚俸制度的区别。罚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即规定有罚俸性质的法律条文;又如唐代,罚俸(又称夺俸)在其中后期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行政处分。清朝罚俸     

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以《王文庄日记》为中心

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京官群体中代表性的人物。《王文庄日记》提供了清代乾隆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文中对王氏家庭乾隆三十九年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探讨其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呈现18世纪清代民众的生活图景。从个人角度文中对乾隆时期的"养廉银"制度进行印证和解读。同时,对王氏的社会交往特点进行进一步研究。     

试论乾隆朝社仓的管理与运行制度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朝有关社仓建设的朱批奏折及其它文献资料,对乾隆朝社仓的管理与运行制度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有助于清代仓储制度的深入研究。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刍探

《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是清代边臣常钧在任职安西兵备道期间完成的两部著作,涉及清代乾隆朝以前安西敦煌地区的名物制度、山川景胜的考察,以及这一时期安插在敦煌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情况和官员治理该地的举措。这两部书不仅是清代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乾隆朝以后敦煌地方志编修的重要资料。文章利用相关文献,就《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的写作背景、内容和文献价值进行了探讨。     

清代皇帝大阅与大阅甲胄规制

文章考察了清代大阅制度的建立以及顺、康、雍、乾、嘉五朝大阅的概况,指出大阅典礼的举行是国家军事实力和国内外形势关系的综合反映。同时作者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帝大阅甲胄作系统梳理,指出清代甲胄是在保持元代蒙古甲胄传统又吸取宋明汉式甲胄基础之上的创新,便于骑射是其最突出特点。体现了满族统治者以武功骑射为安邦之本的治国思想。作者认为,建立并修订于乾隆朝的清代大阅甲胄规制,其形式在康熙朝已经形成。最后,考订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两套高宗大阅甲胄,分别对应于乾隆四年(1739)和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朝最重要的两次大阅活动。     

清末一方官印中的满文篆字失误

清代满文官印开创我国玺印制度史上民族文篆字与汉文篆字绝配的合璧形式.后金时代创制满文篆字并应用于玺印中,采用的是纯满文形式.乾隆完善详备满文篆字后,玺印一改顺治时代满文楷字、汉文篆字的合璧形式而为相应满文篆字与汉文篆字合璧的形式,达到文字风格的完全一致.玺印中的满文篆字在乾隆时代即不免舛误,以后各朝继之不绝,尤以光绪朝为甚.本文择取光绪朝典型一例印信详加析正,有助于深化对清代满文篆字应用问题之具体了解和认识.     

略论清代太庙祭器、祭品陈设规制

清太宗崇德元年仿明朝制度建立了清代的太庙祭祀制度。该祭祀活动分为正祭时享礼、岁暮袷祭礼和告祭礼,其祭器、祭品的陈设规制和数量均仿明制,祭品遵古,祭器用瓷器。太庙祭祀制度确立后,祭器、祭品的陈设规制非常稳定,除乾隆朝祭器复古,恢复了金质、玉质、铜质、木质祭器外,其他皇帝基本遵循了崇德祭祀制度。这一点从雍正朝《大清会典》、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和光绪朝《大清会典图》所绘太庙祭祀陈列图及其他文献得到了直观的印证。     

“别于众囚”：乾嘉道时期新疆废员的谪戍生活

清代新疆自乾隆朝统一后,曾接收过为数众多的因罪因过、不忍刑杀之废员。由于兼具“官”、“犯”双重身份特征,谪戍废员的生活待遇自是有别于寻常遣犯。本文以清代官私文献、新疆地方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废员遗著为文本线索,探讨乾嘉道时期新疆废员群体随着身份的转型、生存空间的改变,“上层”与“下层”废员在谪戍新疆时的不同生活情形。     

乾隆勒索盘剥官商民史料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扩充封建王朝的经济来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既开动国家机器,强迫商民每年缴纳大量田赋、税银等项“正供”,又巧立名目,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额外盘剥。被敲榨和勒索的对象,不仅有各地的商民,甚至包括各级官吏,并以此作为“正供”之外的重要的经济收入。清代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向被称为鼎盛时期,国势以乾隆朝为最盛,乾隆     

清代乾隆朝景德镇御窑瓷器（上）

正清代乾隆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强盛时期,也是清代社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此时,位于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在瓷器烧造方面,也呈现出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等密切相关的特点。其产量之大、耗费之巨、工艺之复杂,可谓前无先例、后无来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乾隆朝以后各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力逐渐衰退,御窑瓷器生产亦每况愈下,产品数量、质量均不能与乾隆朝同日而语。一、唐英与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位60年(不包括当了3年多太上皇),     

吉林省博物院藏乾隆青花瓷赏(上)

清乾隆一朝60年,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平。造型十分工整,花纹图案化.对称化,极为精细,技法老练,有宫廷气派。乾隆青花在清代以浑厚沉着而著称。     

清宫康雍乾瓷质鼻烟壶

鼻烟壶、又称烟壶,是盛放鼻烟的器皿。明代晚期的万历、天启时期由西方传教士传入我国,但传世品稀少。清代鼻烟壶十分流行,制作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烟壶,是鼻烟壶的繁荣时期。从康熙朝开始一直到光绪朝从没有停止生产过,其中尤以乾隆朝的烟壶最为精     

清代驻京喇嘛制度的形成与沿革

清代驻京喇嘛制度是清代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它在清代治理蒙藏地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对清代驻京喇嘛制度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对驻京喇嘛制度形成与演变共分四个阶段。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对藏传佛教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归附的喇嘛采取了优待的政策。入关前对藏传佛教的一系列做法,对入关后驻京喇嘛制度的实行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可以说入关前驻京喇嘛制度处于萌芽阶段。驻京喇嘛制度形成于顺治朝,在康熙、雍正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成熟。     

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

清代乾隆一朝,上承康熙61年的休养生息,民丰物阜,继承雍正13年的以严治政,吏治整肃,从而为其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加之乾隆皇帝本人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深悉“宽猛互济”的文武治政之道,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使乾隆朝成为清代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在我国历史上,亦     

简评清朝捐纳制度

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很大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它始于顺治朝,完善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它与科举、荫袭、保举同为清朝选拔官吏的四个重大途径,存在了两百多年,对于清代的社会政治,尤其是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捐纳制度有很大的弊端,并间接导致清朝的灭亡。     

“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

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乾隆时期宫廷琴事考

乾隆帝本人及乾隆时期宫廷与古琴之关系,是清代宫廷史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本文自现存乾隆朝宫廷藏琴实物入手,以《活计档》、《奏销档》、《陈设档》等清宫档案及《清高宗御制诗》等文献为凭,还原了乾隆皇帝对宫廷藏琴的整理、鉴赏、评级、著录过程,以及宫廷古琴陈设、制作与使用情况。此外,作者考订了《乾隆御题琴谱册》实为乾隆朝宫廷藏琴著录;论证了宫廷琴人唐侃与斫琴家唐凯实为一人。期使学界对这些文物、人物有更为丰富、深入的理解,为乾隆帝与古琴、礼乐制度关系的深入研究打下史料基础。     

清代瓷礼器和相关的典章制度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瓷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制瓷工艺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这时期的瓷器,胎质细腻,釉面润泽,品种丰富,特别是乾隆朝的仿古瓷质礼器其烧造数量、质量、种类都创历史纪录。     

乾隆瓷班簋

乾隆瓷班簋(图版三)是清代御窑厂于乾隆时期烧造的瓷质仿古彝器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器原称清乾隆古铜釉双兽耳炉,今用此名是笔者在整理故宫旧藏乾隆朝瓷器时见到其外底部的长篇铭文(图版三)后而加以更定的。本文简略考述与此簋相关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