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继续推动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交涉,列强承诺逐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上海公共租界因此面临出路问题,于是聘请南非法官费唐来沪调查,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提出建议。1931年4月起,"费唐报告"陆续发表。报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租界不能立即交还中国政府,应设立一长达几十年的过渡期,待各项条件成熟后再交还。报告出炉后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则反应冷淡,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不肯采纳。"费唐报告"的命运折射出国际格局变动背景下中英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上海租界的吸毒与禁烟——以《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一书为视角

正彼得斯(E.W.Peters,生卒时间不详)出生于英格兰,成年后随皇家坦克部队在印度服役5年。退役后回到英国,可此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无意中,他发现了当地一则招募去上海公共租界任巡捕的广告。尽管对上海及其巡捕工作一无所知,可为了有工作,他还是报了名。1929年10月,彼得斯终于在上海公共租界当上了一名巡捕。1936年因涉嫌一起刑事案被辞退,回到英国的老家。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     

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正近代上海,是旅华外侨最集中的城市。以1942年为例,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侨超过86000人。~①当时,公共租界华人人口超过150万,接近外侨人口的30倍。外侨与华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的温情画面,但后者常被忽略。上海中外人士交流、交往中,常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近代上海银器曾经是中外居民社交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1970年开始,作为中外互赠礼品的近代中国银器逐渐引起国内外文博界、收藏界关注。1975年美国H·A·Crosby Forbes等人所著《中国的外销     

宁可不奢华，不可不精致

上海淮海西路。原名乔敦路,开辟于1925年,是上海最后一批公共租界的道路,也是旧法租界的一条主道。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以幽美、繁华和富有异国情调而享誉中外。     

旧中国上海“公共租界”界碑、道契和外滩公园入园规则——美、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证

"公共租界"界碑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各国帝国主义侵略全中国的重要堡垒。上海"公共租界"是美、英帝国主义依据它们用武力强迫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美租界和英租界的联合侵华据点。在这个租界区域内,有美、英等帝国主义     

上海霍乱

1937年11月14日,因为淞沪会战,大量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这让租界巡捕忙于应付。战火破坏了华界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剧了1938年霍乱的流行。     

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

上海“孤岛”时期,以外商名义注册的“洋旗报”,是“孤岛”抗日进步力量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利用英美在租界的特殊地位,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一种办报策略。一“孤岛”初期,由于日寇强行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施新闻检查,并通过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报刊,因此,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下旬起,除《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刊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继续出版外,大批抗日报刊纷纷迁往内地和香港,或毅然停刊,以示决绝。据１９３７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称：“自１１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３０种。”上海“八一三”抗战后…     

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选举闹剧

租界,是殖民地的产物,向有“国中之国”之称,帝国主义凭借其在租界特权,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公共租界,一般为几国所共有,因此租界内最高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便成为租界内各国关注的焦点。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于敌手,时上海公共租界内英美日尚未成为敌国,但日本侵略者为独霸其在租界内的权益,于1940年掀起了一场选举董事之闹剧。阴谋、利诱、枪杀……接踵而来。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如此折腾,不能不是中国人的悲哀……     

“孤岛”往事——抗战洪流中的教育家陈鹤琴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随着战火的蔓延,百万难民从闸北、浦东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英租界及南市安全区,在南京路、霞飞路等昔日繁华地区,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容枯槁的妇孺和衣衫褴褛的儿童,蜷曲在路边或沿街乞     

“火柴大王”刘鸿生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惟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这是胡厥文先生对刘鸿生—生成就和品格的精炼概括和高度评价。 刘鸿生(1888～1956年),浙江定海人。1906年在圣约翰大学辍学后,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会审公廨及意籍律师穆安     

“孤岛”时期的上海抗日进步报刊

1937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日军占领区的“孤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这四年零一个月,被称为“孤岛”时期。这一时期,上海新闻界、文化界的爱国志士创办了一批抗日进步报刊,教育“孤岛”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滩1号汽车牌照给了谁

正上海是我国第一座行驶汽车的城市。清末民初曾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汽车牌照之战。1901年,一位名叫李恩时(Leinz)的匈牙利人,将两辆汽车带入了上海,第一辆卖给了上海滩的大富翁宁波巨商周湘云家族,第二辆售给了英国籍犹太富豪哈同。1902年1月20日,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例会上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侵华日军秘密役使囚犯修筑浙江嵊泗军事设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营井喜三郎、本田清一先后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当时称刑务所长;日本称监狱为刑务所),不久,他们还从日本调来十余人充任     

海派文化与近代上海年规义演

正近代上海是座海纳百川的商业城市,八方移民来此谋生经商,甚至一些外国侨民也逐利而来,本地原住民较少。据统计,1885—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比重大致为83%,1929—1936年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比重大致为7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为了更好地发展,商人们往往结成地域性行业性的互助互利团体,建造会馆公所作为本帮大本营。而这些商帮,常常组织义演,搞公益活动,以至于在沪各籍商帮竞相组织年规     

奥查德致骆传华函

奥查德致骆传华函①( 193 9年 7月 2 3日 ,洛杉矶 )尊敬的骆先生② :现在我们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监视 ,可以写封信了。早就应该写信 ,对在香港期间给予我们的关照 ,以及随后安排我们去重庆和云南一事向你表示感谢。怎么说呢 ,在上海期间 ,人实在太忙 ,顾不上写信。而离开上海后 ,在信里也只能说一些不敏感的琐事……因为信件极有可能受到日本人的检查。我就从上海开始谈起吧 ,尽量按流水帐形式多多少少记录下一些我们的旅途见闻。 (如今的 )上海已变成了一座令人吃惊的、对比反差极大的城市。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 (依然 )非常繁…     

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

自晚清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断尝试推动华人剧场的建筑变革,但其管理力度长期受三界并立的市政格局制约,实效不彰。20世纪初,华界精英为振兴市面、遏制租界扩张,主导创建第一座新式华人剧场,开启本地剧场建筑的现代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公共租界的合法性危机和华界市政的迅速进步,工部局采取强硬态度处理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以避免可能冲击自身半殖民统治的重大安全事故。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作为一则个案,折射出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