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蒋介石在“攘外”与“安内”问题上的分歧

一、问题的提出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在1990年8月采访张学良时提出:“你与蒋介石的分歧是何时开始的?”张学良答:“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分歧意见,但没有后来这么尖锐。”“我同蒋总统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要是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沿着这一线索我研究了这个大家较感兴趣,然至今尚存     

国民党武官官场之我见

蒋介石用人,要奴才不要人才,这是人人耳熟的.迎合这一特点,蒋家王朝的官场,充满了贿赂苞苴,蝇营狗苟的怪现状.陈诚之所以得到蒋的信任,就是会揣摸蒋的心理.他是保定军校学生,与蒋介石是同乡,在黄埔军校时,不过是一个小队长.每当蒋介石到校视察,他不仅要求学生把内务整理好,还要求把地板擦得纤尘不染,可以戴着白手套抹不起灰来……,他就是以这类事情来博得蒋介石的欢喜.     

一件裌上衣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们面临着一个在军力上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又有蒋介石反动派的皮坏和封锁,战争就必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情况党在一开始就估计到了。因此战时,在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再谈西安事变中我党处置蒋介石方针的演变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     

肯尼迪政府的"限蒋出笼"政策(1961～1963)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上台后,一改此前美国的"放蒋出笼"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要求.肯尼迪政府阻拦蒋介石"反攻大陆"是因应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发展已使美国政府认识到,新中国政权是稳固的,无法以外力推翻.在策划"限蒋出笼"政策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就如何应付蒋介石的对策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从最初的模糊政策到最后向蒋介石摊牌,政策的出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争斗内幕（上）

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争斗,是争权夺利之争。在20多年的明争暗斗中,新桂系集团的首脑李宗仁、黄绍兹、白崇禧等一批重要骨干曾因被蒋打败而流亡境外,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与蒋争斗之心未泯,后来竟奇迹般地复起,并继续与蒋介石集团不断较量,最后在祖国大陆解放前夕该集团的首脑李宗仁还取代了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几十年来,蒋介石     

1950年:上海拉响空袭警报?

1949年5月27日,我军解放上海。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决定中止美蒋条约,不再援助。蒋介石为寻找政治出路,重新挽回美援,决定轰炸上海……作者
根据当年上海防空军参谋长蒋天然的口述记录了此篇。
1950年的上海,虽然早已解放,但东南沿海岛屿尚有蒋介石三十万军队。蒋介石在舟山设立空军前线司令部,在2月4日刚抢修完成的舟山机场集结了P-51战斗轰炸机48架,B-25轻轰炸机5架,P-38侦察机4架,还有从台北飞来参战的、二战最先进的B-24重型轰炸机4架。从1950年2月6日开始的,敌机轰炸上海日夜不停,每天投弹60-80吨,一个月就达一…     

蒋介石死了

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四月六日报道,蒋介石死后,蒋帮由伪“副总统”严家淦接任伪“总统”,以继续维持其对台湾人民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七年背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坚持反共反人民,独裁卖国.他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的血腥统治始终未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蒋介石与华南抗战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之后,国民党中央恢复对广东的实际控制。其后,广东纳入准备和实现全国抗战的统一筹划之下,蒋介石开始对广东军政的具体领导和指导。在此期间,蒋介石对协调广东军政、指导对日布防投入了一定心力,曾设想以华南为第二大抗日基地;并捐弃前嫌,起用一批在内战期间曾参与反蒋的粤系将领。但蒋对于日军大举侵粤,在判断与指导上存在明显失误。他对华南地区的人事安排和调整未能尽如人意,军政之间长期不能配合;对失误较多的余汉谋等人过于宽纵,致使华南抗战工作遭受一定损失。     

蒋介石和名医金诵盘

蒋介石有众多的盟兄弟,或为官僚,或为政客,或为军人,唯有一人例外,这就是一代名医金诵盘。对蒋介石的某些作为,金诵盘每每直言进谏,有时令蒋十分恼火,但蒋一直不敢开罪他,个中隐情及他们之间30多年的恩恩怨怨,都在《蒋介石与名医金诵盘》中揭示得淋漓尽致。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

日记现状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时28岁,止于1972年8月,时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分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以前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     

胜利的中原突围

抗战胜利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战争由此爆发。事前,周恩来同志曾与美蒋代表一起到大悟县宣化店视察,以制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军事挑衅和武装进攻。但落以和谈为幌子,敷衍应付,拖延时间,集中了三十余万精锐部队,以大包围之势,妄图围歼我中原部队。当时我中原解放区包括地方武装,号称十万大军,但实际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五六万人。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了避敌锋芒的战略方针,命令我中原解放区的部队迅速组织突围。1946年,我中原部队…     

北伐时期奉张与宁蒋议和再研究

北伐期间,奉系与蒋介石曾有过三次和谈.第一次,奉蒋达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共识;第二次,在阎锡山斡旋下,蒋介石要求奉系改名易帜,为奉张所拒绝;第三次,蒋受津浦路军事失败与宁汉分裂的影响,同意奉系先军事后政治的方案,并意图形成奉晋宁三角同盟的局面.然而,在即将达成协议时,三角同盟因蒋介石下野和张宗昌搅局而夭折.透过谈判过程中的诸多史实,不仅再现了北伐时期奉蒋双方对南北妥协问题的考量与策略,亦可窥见这一时期南北军政实体互动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举办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展览是博物馆的重要任务

为了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关于解放台湾的宣传教育,进一步阐明解放台湾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动员人民群众为实现解放台湾的历史任务而斗争,五月初,北京举办了‘解放台湾展览会’。展览会的内容包括台湾历史、台湾地理资源、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侵略活动、蒋介石卖国集团在台湾的暴政和台湾同胞的悲惨生活以及我国人民为解放台湾而进行的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政治斗争等方面。展览的中心思想是,说明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保障祖国安全绝不可少的,使人民群众了解解放台湾是我国人民必须坚持的唯一方针;说明美国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扶植蒋介石卖国集团对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卖国罪行和在台湾的罪恶统治,进一步激起人民群众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仇恨;说明解放台湾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全世界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并反映我国人民在这一伟大斗争中已经取得的胜利,以鼓舞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增强解放台湾的胜利信心;说明解放台湾是一个艰钜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人民必须继续努力,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为支援解放台湾而奋斗。展览会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图片、模型和部分宝物、画片以及文字材料。这一展览会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参加筹备,内容比较充实,对教育人民群众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和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将有很大作用。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各地在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和解放台湾的宣传运动中,都运用文字、口头以及其他宣传方式向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经过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对於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一般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提高了对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而且,解放台湾的宣传已在许多地区成为推动工作和生产的动力。但是,解放     

张伯苓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不但是著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捐何止千万。在张伯苓的募捐艺术中,最精彩的一幕是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几乎每一次蒋向南开捐款或拨款后不久,就会得到张在政治上的回报。这里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像是,张虽然不愿参与政治,官也做得一塌糊涂,但是他用政治方法回报捐款人却运用得十分精彩,令人赞叹。     

毛泽东论中国大革命胜利考析 --兼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

对于中国大革命,人们历来认为它是失败的.毛泽东却在不少文章和讲话中谈到大革命(毛泽东习惯上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这给了我们评价大革命以新的启示和思考.过去所谓大革命的失败,通常是指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人民,进而又使北伐剩下奉系军阀残余势力未能最后消灭.其实这不能界定为大革命的失败:因为蒋、汪不是大革命的目标,北洋军阀才是这次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不久就彻底覆灭,北伐(大革命)本身是胜利的,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已叫土地革命战争了.过去把胜利了的大革命一直说成是失败,最主要原因当是大革命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长期受到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现在随着对陈独秀的客观公正评价,应把对大革命的错误结论矫正过来.     

“急进”与“缓图”之间:蒋介石对国民党新五师的整编(1927-1931)

既有关于军事编遣的研究较多关注高层政治,如蒋对冯、阎、李等杂牌军的处置,对各大杂牌军下各部之生存状态则关注较少,且缺乏蒋与他们之间的互动研究,更缺乏对某一支军队在军事编遣期间的来龙去脉研究.本文以蒋介石对新编第五师的整编为中心,力求解释军事编遣的复杂性.缕析这一过程,新五师的整编与蒋介石处置西北军有着重要联系.从蒋介石赋予新五师甲种师编制,到新五师叛蒋,再到蒋介石与陈诚围绕整编发生分歧,以及最后将新五师进行鄂陕分治,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整编过程中一直徘徊于“急进”和“缓图”的方策之间,这也导致其整编效果难言成功,且蒋欲以其黄埔毕业生为主体的政工系统对杂牌军进行“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改造策略亦告失败.     

阿德哥——虞洽卿

提到虞洽卿，过去人们对他多有贬斥，是因为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蒋反共夺权时助过一臂之力。那是1927年的事，“4．12政变”前夕的3月26日，蒋介石刚到上海、虞洽卿便连夜晋见，二人商谈很久。蒋打算委任虞为财政部长，但虞以自己“在商言商”予以婉辞，但同月31日，他以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会长身份，支持江苏省及上海市财政委员会为蒋介石筹集经费，认销债券。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